节度使虽然是大唐帝国的新设计，但是演化的特点更明显。也可以说，节度使是大唐这个母体自发演化出来的。所以，它的适应性极强，一旦成为问题就是系统性问题，根本就无法轻易解决。
全民皆兵向职业军人的功能演化
这个演化的动机，是战争规模与持续时间的需要。
不仅唐朝遭遇这个问题，汉朝也遭遇了这个问题。随着中央帝国的对外拓展，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所以，那种全民皆兵的戍守徭役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于是，职业军人逐渐成为帝国军力的重要依靠。
西汉末年以及东汉，其针对草原的战争，往往都是大比例的使用胡人军队。胡人军队，就是一种职业军人。
唐朝的府兵非常彪悍，但只能中原最强悍、只能短期最凶猛。因为他们不是职业军人，他们还要稼穑乡里、养家糊口。同时，帝国的财政和经济，也需要这些人来维护。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从唐太宗反击东突厥开始，到玄宗与吐蕃争战河湟西域，大唐几乎无年不战，而且都是那种千里、万里出兵的大战争。府兵被使用到这种程度，就真心无法适应了。所以，需要一批职业军人来代替初唐的府兵。
府兵制谢幕，但帝国仍旧征战不止。于是，这个功能需要节度使担负起来。节度使治下的职业军人，可以实现帝国的扩张功能。
不给钱但给政策的演化基因
大唐的财政，远不如大隋充裕。其原因不是大唐的土地不够大、不是大唐的人口不够多、也不是大唐的经济不够好，而是大唐的财政能力太弱。
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但就是在贞观之治的上升期，大唐遭遇了财政困难。困难到什么程度?朝廷官员发不出工资。
如果李世民有隋文帝杨坚的决心气魄，他应该直接向大隋抄作业，就是重新丈量土地、重新统计人口，打击隐藏土地和人口的豪门大族，以扩大帝国税基。但是，李世民恰恰没有这么做，他在对外战争方面很雷厉，但在对内统治上一点儿不雷霆。
李世民和大唐，有自己的不得已。因为重回关中本位的大唐，既得罪不起关陇集团，也得罪不起山东豪族。李世民也就只能多谈谈问题、多解决问题，而不能去触及根本地抄作业。大唐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即：不给钱但给政策。这成为唐朝财政政策的路径依赖。
三省六部各级衙门，不是开不出工资吗?那好办，给你土地，你们去收取地租;再不行，就允许你们去放高利贷;还不行，就把汉朝的老办法，盐铁专营捡起来。甚至，皇帝直接操刀，李世民专设“捉钱令史”，中央朝廷70多个衙门，每个衙门配了9个捉钱令史的编制，专门去搞钱。到了玄宗时期，捉钱令史升级为转运使、租庸使和盐铁使。旁门左道的财政手段，成了大唐的主要财政来源。
这个财政逻辑成了大唐的统治逻辑，也成为节度使的演化基因。其为节度使制度的演化形成，提供了可能。
帝国朝廷无力解决对外战争的财政问题，中央拿不出钱来，所以给不了钱;但朝廷有得是权力，所以给得了政策。封疆大吏，要养兵、要辎重、要战争，这都需要钱。中央不给钱，但是给你们政策。节度使本来是管兵的，却往往兼任转运使、支度使、营田使等搞钱的职位。而其底层原因，就是唐的财政逻辑。
帝国做大到地方做大的央地关系演化
大秦与大汉，实施郡县两级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强化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一个郡就是再大，也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地方割据。但是，这个模式也有弊端，就是郡县太多，中央管不过来。特别是随着帝国规模越来越大，就只能设立更多的郡。
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史书记载起初三十六个郡，但后期增加到了40多个。汉朝则更多，到了西汉末年，郡国(郡以及推恩后的小诸侯国)已经超过一百多个。而中央三公九卿就这些衙门，根本就管不过来。
这个央地关系，到底该怎么处理?
汉朝的做法就是派刺史，中央定期向各地派遣钦差大臣，监察各地郡县。后来，刺史变成固定职位，成为郡县的直接长官。东汉，直接分全国为十三个刺史部。所以，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有郡守级诸侯，还有刺史级诸侯，而闹得最凶的肯定是刺史级诸侯。因为地方大、人口多，完全有实力跟中央分庭抗礼、形成地方割据。
唐朝也是这个演化过程，公元639年全国就有358个州府、1551个县。靠三省六部这些中央衙门根本就管过来，于是分全国为十个道，设置采访使进行监察。到了玄宗时期，又增加到十五个道。而边疆胡人地区，还有大量的都护府或都督府，其土地面积和军事实力都很强。
唐朝的道，确实没有形成东汉末年的刺史级诸侯。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边疆和重要地区的节度使，会兼任采访使或观察使的监察职位。这就为节度使掌握地方行政提供了可能。
节度使是大唐的创新，但也是一种演化产物
节度使，是一个新名词，但解剖来看，就会发现它的演化线索。
首先是这个节字，全称是符节、节钺、虎符，是调兵遣将的凭证、国家的权力象征。苏武留胡节不辱，这个节就是国家的象征符号。
其次是使字，可以理解为：代表朝廷或皇帝，监察地方和执行某种专项的钦差大臣。汉朝的刺史、唐朝的各种观察使、经略使，都是这个套路。
然后是功能，魏晋南北朝的史料中常有“都督数州诸军事”、“总管数州诸军事”的职位设置，如淝水之战的谢玄，官至“都督徐、兖、青、豫、冀、幽、并七州诸军事”。
所以，节度使的设置来源，就是代表皇帝和朝廷、统领军队外出作战的，如唐朝的行军大总管等。
在大唐府兵制模式下，战争结束，应该将军归朝、府兵归府。但是，边地战争日益频繁，出征之将和出征之兵就逐渐由临时变成了常态。
将军可以成为常设，但府兵不能。所以，就需要用职业军人代替临时征调的府兵。加之均田制瓦解，帝国府兵必然要向职业军人转变。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常态，唐朝如此，汉朝也如此。
因为大唐帝国奉行不给钱但给政策的统治逻辑，所以节度使开始管钱了。
又因为帝国疆域扩大，节度使往往兼任采访使和州刺史，所以节度使可以理政了。
再因为节度使还有朝廷钦差大臣的身份，一般还要持旌节，代表中央权威、专赏专罚。
于是，节度使，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地演化成型。到了唐玄宗时期，节度使不仅成为正式官职，而且其职权也从军队扩展到地方的财权和政权。
至此时，节度使的力量就已经不是中央能控制的了，但中央可以在节度使之间搞平衡。
唐玄宗让安禄山担任平卢、范阳两地节度使，雄踞河北这个帝国经济中心。甚至，后来还把河东节度使的位置给了他，却不担心他造反。其原因不是中央的力量有多强，而是哥舒翰担任河西节度使、安思顺担任朔方节度使，有这两个节度使拱卫京畿，玄宗皇帝心中有底。另外，还有西域战神高仙芝，在长安担任右金吾大将军、密云郡公。
然而，唐玄宗和大唐朝廷万万没想到，安禄山就是造反了。“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终结了盛唐。但其影响，不止终结盛唐这么简单，而是彻底引爆了节度使问题。自此之后，大唐帝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对外开疆拓土，而是开始解决内部的节度使问题。
但是，节度使不是一个官职那么简单。因为它是演化的产物。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就会牵涉到军政、财政以及央地关系，就是系统性问题。到最后，不是大唐解决了节度使，而是节度使终结了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