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购物，你会有一种感觉，感觉每天都在出国。
如今出国购物，需要兑换货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英镑、欧元、越南盾等；在民国购物，同样要兑换货币。有时候得把银两兑换成银元；有时候得把银元兑换成铜元；有时候得把铜元兑换成制钱；有时候得把制钱兑换成钱票；有时候得把钱票兑换成银票；有时候得把银票兑换成钞票……总之，你要跟名目繁杂林林总总的货币打交道，你得随时准备着把手头的钱兑换成另一种钱。
民国的货币种类实在太多，以五四运动以后的北京为例，市面上能见到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袁大头”、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孙大头”、印着老鹰和蛇的墨西哥银元“鹰洋”、印着不列颠女神的英国银元“站洋”，以及写着“光绪元宝”字样的清末银元“龙洋”，甚至还能见到两广地区铸造的面值为两角或者一角的银元“毫洋”，还有四川军政府铸造的面值为一元的银元“厂洋”。
除了这些白里透亮叮当作响的银元，在大宗交易如房地产买卖中，还能见到五十两一锭或者十两一锭的元宝，在日用品买卖等小额交易中又能见到大量的铜钱。铜钱又分很多种，有康熙通宝和乾隆通宝，有嘉庆通宝和同治通宝，有面值一文的制钱，也有面值十文和五十文的“大子儿”。
银元、元宝和铜钱都是金属货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你还能见到纸质货币，例如各大钱庄发行的钱票、各大银号发行的银票、南方国民政府发行的“毫洋劵”、北方北洋政府发行的“大洋劵”、交通银行发行的“中交票”、农业银行发行的“新钞劵”、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正金票”、香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票”……再加上当时军阀割据、诸侯林立，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发行的一套货币，从全国各地流入北京的纸币就有几十种。
有些货币只能在北京流通，例如面值十文的“大子儿”。虽说面值十文，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三枚制钱，而且只有北京人认可，到了外省没人要。有些货币只能在外地流通，例如四川军政府铸造的“厂洋”，在四川、云南和西藏都叫得响，拿到北京没人要。当年直奉战争，张作霖打跑吴佩孚，奉军浩浩荡荡开进首都，拿着钱向北京人买东西，谁也不愿收，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钱都是“奉票”，只在东北和蒙古流通，去其他地方等于废纸。
也有到哪儿都能叫得响的货币，例如银锭(即元宝)，在国际贸易中都被认可。只是银锭太贵重，拿来买房买地买大宗商品可以，去小摊上买个烧饼也掏一元宝出来，烧饼摊老板把家里所有存款全部拿出来也未必找得开，太不方便。此外像“袁大头”、“孙大头”、“鹰洋”、“龙洋”等银元，也是不便在日常买卖中使用。
正是因为有些货币只能局部流通，有些货币不便日常使用，所以就得兑换。成都人到北京买房，得把腰包里的厂洋兑换成“袁大头”；北京人揣着“袁大头”去夜市吃地摊，也得先把它们兑换成制钱或者“大子儿”。去哪儿兑换呢？很简单，找钱铺、钱庄和银号就行了。现在内地人去香港购物，为了划算起见，需要找一家“两替店”，把人民币兑换成港币；而在民国时期，钱铺、钱庄和银号就像香港的“两替店”一样多，不愁没有兑换的地方。
下面咱们以一个民国人物的日记为例，来看看那时候的北京人究竟怎样花钱。
“1922年2月11日，雇大车搬家，先运书籍，后运木器，两次运完，每次付钱七百文，予去钱铺换大头一元。”雇车搬家，搬了两趟，每趟要付铜钱七百文，而手头没有这么多铜钱，于是拿着一块“袁大头”去钱铺换铜钱。那时候一块“袁大头”能换铜钱一千五百六十文，换来的铜钱除了付给搬家工人报酬，还能剩下一百多文。
“1922年2月26日，与蔡元培、胡适、钱稻孙、顾颉刚、周作人等人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会饮，酒席钱二十五元，予换银二元，付四人小费。”请北京大学的一帮教授在高档酒店吃饭，结账的时候要付给四个服务员小费。要是每人给一块银元，就得花四块，太浪费了，赶紧把银元换成铜钱，每人递给几百文，沉甸甸的一堆，既省钱，又有面子。
你瞧，搬回家得兑换一次货币，吃回饭也得兑换一次货币，民国人天天兑换货币，岂不跟出国一样？
最后说一下，刚才我们引用的日记是吴虞写的。吴虞这个人在今天好像不太有名气，在民国时期可是大人物，他是北大教授，写过《吃人的礼教》，跟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时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