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家吉姓小茶馆的后院，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鸿昌。对于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来说，添人增口是件喜事，可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吉鸿昌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恰恰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鸿昌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国民党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共产党。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不料蒋介石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介石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
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提前回国。船到上海，他见到日本军舰正在攻打吴淞炮台，而国民党的军舰却不还一枪。吉鸿昌在甲板上顿足高呼：“放炮啊!放炮啊!”然后对周围的人说：“看!我们的数百万同胞就在那炮火里!”言迄失声痛哭。到了南京，他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让他在上海办实业，他愤懑至极，抗议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
爱国无门的吉鸿昌只好采取独立行动，潜至湖北发动旧部起义，蒋介石派兵追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吉鸿昌进入苏区;后由苏区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不久即与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旧军人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实现抗日救国的誓愿，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资，购置武器，联合了爱国军人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表“外抗暴力，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一度收复了张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伪军队赶出了察哈尔省。其间他即兴作诗说：“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天津各界抗日联合会得到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派人赴前线慰问。后来，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致使吉鸿昌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并不灰心，又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法租界花园路5号家中的三楼，购置印刷设备，印刷出版宣传抗日的刊物《民族战旗》，后来又改名《华北烽火》、《长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吉鸿昌的迫害，严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这时的吉鸿昌处境已十分危险，党的地下组织要他撤离;但吉鸿昌考虑到有许多工作还要在天津继续进行，于是先把家眷转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别墅，自己则居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或惠中饭店。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当局，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未遂，乃将他逮捕。先由法国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园51军的军法处。审讯时吉鸿昌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作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审讯吓住我，你们想错了!”
几天后，吉鸿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陆军监狱，蒋介石密令将他就地处决。11月24日军法官到狱中向吉鸿昌宣布判处死刑的命令，吉鸿昌神态自若，他向监刑官索要纸笔，给妻子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安排身后：“红霞吾妻：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存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行刑前，39岁的吉鸿昌以地作纸，枯枝为笔，写下了一首感天动地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令执行官：“给我搬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他坐定以后，又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开枪!”执行官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吉鸿昌厉声说：“在我面前开枪!我吉鸿昌要亲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把我打死的!”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胜利万岁!”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败类手中，引发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历史哀痛与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