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野史》有载：雍正年间的河南总督田文镜，其幕府师爷是绍兴人邬斯道。邬斯道曾替田文镜代拟一折参劾当时权倾朝野的隆科多，雍正皇帝正好借题发挥，罢免了隆科多，并从此对这位神秘的邬师爷刮目相看。雍正曾在田文镜上呈的请安奏折上批曰：“朕安，邬师爷安否?”
当然，这大概是后世的一种附会或演义。但历史上绍兴一地则确定盛产足智多谋的名士，至清代，更是形成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绍兴师爷。当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大清重臣的幕府，均活跃着“绍兴师爷”的身影。故清代有谚云：“无绍不成衙”。
绍兴师爷这一特殊群体的涌现，既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演化使然，又与绍兴一地独特的文化背景相关联。
绍兴一地自春秋越王勾践争霸始，在大夫文种等的倡导下，逐渐形成读书民风。笔者以为，这位文种大夫应该可算作是绍兴师爷的“祖师爷”，当年他曾向勾践献“七术”，最后仅用“三术”即灭吴，同时也引来杀身之祸。至西晋末叶，晋室南迁，山清水秀的绍兴招来众多名士聚首，文学流风由此应运而生，历南北朝而不衰。民间崇尚读书，对求功名趋之若鹜。后经隋唐、两宋的进一步强化，更是“无论文武，总以甲为重，谓文以途，否则胸怀韬略，学贯天下，皆目为异路”，读书求仕成为一代又一代绍兴人毕生的终极目标，名门望族人家连生儿子时酿的绍兴黄酒也取名“状元红”，盼着待儿子“金榜题名”时用这“状元红”举杯相庆。
至清代，这股求仕之风更盛，从清顺治至宣统元年，绍兴一地中进士者多达638人次，中举人者2361人次。在科举中获功名者如此众多，便产生两个结果：一方面因朝廷提供的官职有限，中士者只能候官补缺，期间便大量作幕僚，使幕僚群体日益壮大;另一方面又剌激着更多学子在寒窗下苦读“四书五经”，因为一旦中举即可能由清贫布衣走向高官厚禄。
绍兴师爷群体的出现，还缘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清顺治直至乾隆四年，屡兴“文字狱”，尤其是在处理汪景棋、查嗣庭一案时，清廷突然下诏停止浙江的乡试与会试，一时间堵住了绍兴学子登科入仕的通道。于是，大量学人只得放弃科举，转向学律从幕，日渐形成一个以家庭、乡土为纽带的幕僚群体。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声援，相互提携。其他乡籍的师爷也纷纷转投之，以“绍兴师爷”自称。
云集于清代衙门的绍兴师爷，大致分为六类：一曰“书启师爷”，专替幕主起草各类文字;二曰“刑名师爷”，专管协助幕主审理刑事案件;三曰“钱粮师爷”，专门协同幕主办理财政、赋税;四曰“账房师爷”，有的衙门里则由钱粮师爷兼任，专替幕主管理重要账目;五曰“挂号师爷”，主要负责批牍(批答文件);六曰“征比师爷”，负责考核征收田赋。
绍兴师爷深得清代诸多封疆大吏的器重。曾国藩的师爷房士杰系绍兴会稽人，左宗棠的师爷程埙系绍兴山阴人，张之洞的师爷马家鼎系绍兴会稽人，绍兴山阴的娄春藩则先后当过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端方等的师爷，一生倍受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