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心思缜密、行为处事都非常小心谨慎的人。朱元璋常常会怀疑别人，一篇文章、一首诗、一句话、一个字，甚至是奏折里的词句，只要他认为对他不利的，全部都会治罪，动辄就会砍头。抱着这种怀疑一切的心理，朱元璋看着身边的任何人都很可疑，宦官们也不例外。朱元璋对宦官的危害非常警惕，他曾说“此曹善者于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因此严格限制宦官的权力范围和人数。洪武十七(1384)年，朱元璋立铁牌在宫内，上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文字。此外，还有禁令不准内官识字、不准与外官通信、不准兼有外臣官衔、不准穿戴外臣官服、官阶不得高于四品等。《明史·宦官传》载“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可见，明初宦官不但没有可能进入政治舞台，连受教育的权力都没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朱元璋离世。
从明成祖永乐朝开始，宦官渐渐地受到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担任监军。朱棣将宦官不能干政改成了不得擅自作主，此改动使得宦官的权力范围极大的扩展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此前已有太监李兴奉旨前往暹罗慰问国王。可见，此一时期，太监居然获得了出使外国的权力。此后，明代诞生了史上最为著名的特务机构，东、西厂。永乐十八(1420)年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太监的职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明宣宗朱瞻基登基以后，彻底违背了其曾祖父朱元璋关于太监不准识字的谕令，自宣德元年(1426)起，在宫内设立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而且，朱瞻基这样做的目的非常可笑，竟然是教会太监识字以后，从中选择秉笔太监，代他用朱笔批文，以便他任意荒怠政务。由此，太监读书识字成为定制，这一举措为明中后期太监走上政治舞台，甚至执掌国事开启了方便之门。同时，也可以看出，明代皇帝的昏庸程度实属出奇。
此外，随着宦官数量的急剧增多，宦官机构不断膨胀，逐渐形成了总称为二十四衙门的完整格局，数量也在明末时发展到了上万之众。人满为患，明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成为明代宦官专政之祸的源头。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清代吸取明朝的教训，对宦官的管理和约束十分严格，从奖赏、惩罚、考核、职务调动各方面全面限制。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如果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专权干政就更是不可能的了。清顺治仿照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因此，清代除了在末期时出现了太监安德海、李连英、小德张屡犯禁例的行为，但是尚不属于专权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