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向来以“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而自豪，不过，“四大发明”这一说法，却诞生在抗战期间。
中华文明有很多和“四”有关的并称，如四书五经、四大美人、唐初四大书法家、初唐四杰、宋代四大书法家、元四家、四大奇书、四大古典小说等等，“四大发明”虽然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个并称比上述那些要年轻得多，更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是由一个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
最早，“三大发明”由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的说法得到了英国汉学家麦都思和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认可。
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赋，很早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马克思则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第一个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的是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发明清单后来被著名的英国科学技术史史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虽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队在蓬勃发展，国民党军队却是屡战屡败，士气不振，蒋介石心急如焚，寝食不安。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中华民国，蒋介石觉得急需借助一个东西来振奋一下军心，鼓舞一下民心。
这时，他碰巧听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搞中国科技史，于是就立刻派人把李约瑟和他的助手、他的中国太太鲁桂珍接到了重庆，让他在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科技史。蒋介石在接见李约瑟时和他谈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李约瑟很快就在第二年，即1943年，在重庆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这个研究成果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中国，进而传遍了整个世界。
“四大发明”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的历史时刻提出的，曾经有人这样高度评价它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意义：(四大发明)这项研究抵得上共和国卫队十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