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明史的人，对张居正不重用海瑞，常有一说法，认为是张居正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故拼命地打压海瑞。笔者以为这种观点，过于偏颇，是只看到一面而不顾其他。
在明代，张居正与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他们又同为明朝名臣，为何不能相互提携、相互支持、并在一道工作呢?其实，个中原因很复杂，并非仅是张居正心胸不够博大的缘故。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居正与海瑞尽管都名声显赫，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类人。张居正是权臣能臣，而海瑞是好官清官，不仅层次不同，也内涵不同。故他们二人只能说有相似的地方，却不是相同的官吏。因此，张居正不重用海瑞是有其内在“道理”的。
笔者认为，张居正之所以不肯重用海瑞，主要源于如下考量：
其一，张居正与海瑞的性格特点不同。
《明史》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 体貌挺拔，长须飘飘，敢作敢为，思想深邃，城府极深，既帅气又傲气，使人可望而不可及，这就是历史中的张居正，一个让人看不透也说不尽的张居正。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张居正：无情而重义，拒贿而好谄，伟大与渺小，坚强与卑微集于一身，多侧面性格，复杂的个性，恰如湖北人传说中的九头鸟，似鸭非鸭，遍身赤红，“九头皆鸣”，这九头既是神通广大的显示，也是多种声部的呈现。这多声部而又和谐的组成，体现了张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这段评价，指出张居正属于多面而复杂的性格之人，故我基本赞同，但若说他拒贿，恐怕有些不实，下面我们会进一步谈及，在此就不详述。
而海瑞的性格特点，《明史》有这样一段话：“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文中点出了海瑞的性格“峭直”，那就是说海瑞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从不委曲求全，从不谗言媚上。正是因为如此，张居正才尽管面对舆论高调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
其二，张居正与海瑞的处世原则不同。
张居正性格多面且复杂，就决定了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把握上很圆滑。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就是其圆滑性格的最好演绎。
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非一般人能达到。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当高拱成为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就不可能成为首辅时，张居正就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即位(万历帝)，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至此，张居正的为人处世不是显露无疑了吗?
海瑞却大不相同。他得意时如此，失意时也如此;他人前如此，人后也如此。就连他退休后，依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民请命，是个响当当、硬挺挺的正人君子。譬如，对仗势抖威风的奸官，海瑞援引故例，抗颜不屈。他说:“台渴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大有周亚夫营前长揖不跪以迎天子的气概，大煞了御史的威风。再如，对仗父势横行的衙内，则惩子戒父，令他们哑子吃黄莲。胡宗宪的儿子依仗父势凌辱释吏，海瑞给以严惩后，还罚没数千金，并抢先驰告宗宪，假说惩办了诡称胡公子的花花太岁。胡宗宪只能吹须瞪眼，出声不得。这类事举不胜举。
这其中的不同，笔者认为，最最关键的是，他们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前者是一切为私心，凡事先替自己打算;后者则是克己奉公，死而后己。仅就这个不同，他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其三，张居正与海瑞的为官理念不同。
张居正虽然确实做了许多挽救明朝衰败的大事，但他也因此收获了许多荣誉、许多名利。他为官不得不说主要是媚上媚权，凡是可能损害和影响自己权力地位的事他坚决不做不为。故而，在对待海瑞是否可以重用的问题上，他并不害怕海瑞在政治上权势上超过自己，而是怕海瑞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之人，一旦进了权力中枢，不仅会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更可能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对自己极为不利，何况万一海瑞得到同情或支持，那就大大不妙了。
海瑞为官很少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考虑考量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利弊，而是尽可能为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着想，所以他在帝王昏庸、官吏贪腐的年代里，变得没有政界市场，没有仕途朋友，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无力、不堪一击的。换个角度看，海瑞却深受民众的爱戴，深受百姓的拥护。
这般完全不一致的为官实践，预示着张居正与海瑞根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无法交汇，更不可能并肩。
其四，张居正与海瑞的追求境界不同。
前面，我们说了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样，他是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其实，他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很不怎样。张居正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至于说到他为官时是否清廉，可以讲：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否则，后来他被抄家时哪里会发现“巨额来源不明财产”?
海瑞为官一生，十分清廉。他迁淳安知县，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就连总督胡宗宪曾告诉别人说：“昨天听说海县令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二斤肉啊。”再看看海瑞的固定资产情况，他还是在退休后，才在海南买了一套并不很大的房产，供家人居住生活。有资料称，海瑞没有儿子。去世时，金都御史王用汲去照顾海瑞，只见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在封建社会里，竟有如此好官清官，实在难得。
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张居正之所以不肯重用海瑞的理由，不是已经跃然纸上了吗?多余的话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