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开科取士以来，考中进士才有官做，而进士的录取率很低。据统计，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共录取10万余名进士，平均每年录取进士76人。杜佑在《通典选举六》说：“开元时每年录取的进士，在一百人上下。”据《文献通考》：“玄宗时期每年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二十七人。”
能考中进士的，大致相当于现在各省高考前三名。被录取进士的人，自然不为吃穿发愁，而那些名落孙山者，或做了官又被贬或辞职的读书人，一无体力，二无专业，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呢?
名落孙山者，比较体面、相对有保障的职业当属师爷。
师爷的身份不是考取进士后的朝廷命官，既没有政府编制，更不占领导职数，无正常上升空间，是地方官员自己出钱聘用的幕后参谋，职责是协助官员参谋处理政务。能干上师爷，当属落榜群体中的佼佼者。如果你是书虫，没有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没哪个官员愿意出钱聘你。尽管师爷属于政府的“三无”人员，但毕竟属于官员聘用，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且仍有“继续参加科举”或“有重大立功表现”得以转正的机会，即使不再想博取功名，也可以活得很滋润。比如历史上的绍兴师爷，“无绍不成衙”不仅说明绍兴盛产师爷，也反映出师爷也确实算是香饽饽职业!
一般而言，州县官员聘请的大多是有江湖经验的秀才，各省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是高级师爷，至少是个举人。师爷名义上是“佐官而治”，实际往往是“代官出治”，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高级师爷由于包办事务，威风得很。
当年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增祥的父亲身为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师爷左宗棠，一句话就让总兵大人的乌纱帽丢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内，在与太平军打仗的奏折中，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在战败之余，一字之差，精神和气韵完全不同，使东家转危为安，深得曾国藩赏识，流传至今犹称美谈。后来，两位师爷华丽转身，左宗棠靠的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重大军功，李鸿章是凭本事考中了进士，从此逐步成为晚清皇帝的股肱大臣。
在落榜的读书人中，能被地方官聘请为师爷的比例，比“考中进士为官者”高不了多少，大多数人不得不走上“著述都为稻粱谋”这条路。比如卢照邻、孟浩然、贾岛等一批极具声望的才子，既“屡试不第”，又没地当师爷，只好沦为无业游民。他们大多靠写谋生，有的因此过上了小康生活，甚至成为百万富翁，但有的依然贫困潦倒。
弃官为民的读书人，尽管文笔一流，但不屑为五斗米折腰，以致生活难以为继。公元759年，杜甫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居无定所，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770年，杜甫因无钱治病，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这段岁月，他尽管也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多是反映“先天下之忧而忧”或“居庙堂之远则忧其君”的文章，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为稻粮谋”的文章一篇也没有。
落榜者有很多具备真才实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发挥失常，也可能是科举舞弊的牺牲品。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了“知本家”，尽管孔夫子不属落榜之列，但是这职业的开山鼻祖，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学费，收益不菲。自开科取士以来，落榜而有真才实学者纷纷效仿，也有人为偷懒，无需招三千弟子，选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教，就可丰衣足食。
有的人读书不行，干脆学经商。明朝沈万三、清朝伍秉鉴，家族殷实，虽有钱读书，但科举无望，跟随父辈学经商，成为当时的商业巨子。伍秉鉴事业巅峰时拥有财富2600万两(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有些落榜的读书人，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比如范进，最后沦为精神病。另外还有一类，比如李自成、洪秀全，屡试不中，不得功名，干脆一气之下走上造反的道路，做了起义领袖，不过这两类落榜读书人的选择，几百年才出一个，没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