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的本质性差异和同一性关联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三国演义》的写作主体显然没有历史和文学的区分意识，所以，小说文本没有呈现历史与文学的差异性理念，所有历史和文学的故事元素和话语表达都是被混淆界线与纠缠不清的。正是导源于先天性质的美学观念的局限，小说被涂抹成为既不是历史又不符合文学一般规定性的一个混合性文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和文学的同一性关联在哲学意义上，它们都应该和必然地表现历史的客观规律及其偶然性结构，换言之，历史和文学都必然共同地隐含着历史理性和辩证逻辑。
然而，遗憾的是，《三国演义》也没有让我们阅读到这种哲学意义的历史与文学的同一性可能。于是，呈现出令阅读者沮丧的思想场景：本应该区分的历史和文学的差异性被混淆了，而相应的是，本应该被同一性关联的历史理性却被割裂了或缺席了。所以，《三国演义》宿命性地选择这样一种草率和粗俗的历史观：所有历史形式都不过隐藏着国家政治的机械运动和权力的逻辑循环。换言之，历史只不过是暴力和权力的竞技场，是阴谋和权术的帷幕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转换与平衡。在所有的叙事场景中，历史的公正性或历史理性被消解和侵蚀掉，只有杂乱的历史故事的剩余物出场和偶然性的碎片主体成为历史的主角。
《三国演义》的时间叙事是散点或弥散的，而这些散点或弥散的时间叙事缺乏统一的逻辑线索将它们串联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有机整体。因此，存在着时间与故事、故事与人物、人物与时间的多重断裂这类屡见不鲜的现象。与断裂的时间叙事相对应，《三国演义》的空间叙事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小说表现的历史空间和地理地域相当广袤而丰富，故事在不同的空间结构中产生、发展、渐变、突转、结局，理应为小说展开多幅富于审美惊异和快感的故事场景。但令人遗憾的是，原有的历史地域的丰富性和变化性没有提供给小说书写者一个自由驰骋的舞台，反而让作者迷途于空间叙事，整个小说的空间结构缺乏逻辑秩序而显得破碎零乱，主次、前后、轻重、衬映、深浅等应有区分度不够分明，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的统一性、有机性没有获得精妙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