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和越南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联系。战国末期，越南北部已有瓯骆国。秦统一后，进军南越时，曾侵及瓯骆国。秦汉之际，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灭瓯骆国，并通过瓯骆的骆侯、骆将和蒲政进行统治。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赵氏统治方式。此后，中国同越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如中国的铁农具和越南的土特产便经常互相交换。
与印度和缅甸
在中国古代，印度被称为“身毒”或“天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就有经济往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经询问得知是从身毒国贩运去的。后来，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西汉晚期，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也传入中国内地。此外，缅甸从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与中国人民之间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当时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同时从交州沿海乘船去缅甸的海上航路已经开通，使两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西汉时，也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东亚的日本等国有了友好往来关系。汉武帝时，日本有三十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交往。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 汉对外的水路交通 秦汉时期，中国到东南亚各国的通道，除陆路经由中亚、缅甸外，还有海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县(广东徐闻县西)出发，行五个月可到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又继续航行四个月，抵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再航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在缅甸沿岸)，然后弃舟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从此处再乘船航行，最后抵达黄支国(在印度建志补罗)。回程从黄支国起程，先到南边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从此继续航行，经过八个月抵中途的皮宗(在马来半岛)。过皮宗后转向东北航行回国。西汉的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私营的海外贸易则早已存在，并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