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代玄宗时期宫中诸妇人，“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而且在出土的唐代墓葬壁画也发现了些许的身穿男装的宫女图画，由此可见，在数百年前的大唐盛世里，有无数的妙龄女郎和宫廷贵妇脱去了霓裳羽衣般的华服，着起了简洁的男装。中国素来男女服装分制严格，唐代这一风尚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创举。
在《新唐书·五行志》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唐高宗和皇后举行家宴，他们最宠爱的小女儿太平公主一袭男装到来，载歌载舞英武非凡，可谓霸气十足很有气场，高宗笑着问她：女孩子又不能当武官，你问什么要做此装扮?从唐高宗的平和慈爱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反感女儿的男装扮相，或可以解释为高宗挚爱幼女，可是作为大唐的皇帝，如果女儿公然做出纲常伦理所不容的事情的话，也不会一笑了了吧。可见，唐代的中前期女子日常着男装是被社会风尚所允许的。
纵观中华数千年的历史，对女子的所谓三从四德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硬性要求并不是从初始时便有的，先秦时期社会风气开放，魏晋风度更是打破了门第的界限，使女子的社会地位和人生际遇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命运的际会而彻头彻尾地改变。于是，承袭了这种风气的隋唐更是将其进一步升华。
唐代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素以“开放、大气、雍容华贵”著称，其开放的程度和包容的心胸完全超越了其他王朝，可谓一枝独秀。这样的评价或许稍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就目前的史料及考古发现而言，唐代确实有中与别代不同的风韵，或许可以理解为最为真正的“世界龙头老大”的自信和气度。只有在这样自由的土壤中才能生发出来最美丽的花朵，而打破传统藩篱的女子着男装成风就是其中娇艳的一朵。
有时社会的流行趋势是由几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带动起来的，比如清宫大戏《甄嬛传》中，皇帝为甄嬛独出匠心绘制“姣梨妆”，谁也不曾料到竟在王府贵妇中形成了一股饰姣梨妆的风潮，一次宴会中甄嬛见到一位福晋做此装扮才知其流行之广，影响至深，不禁很是感叹。虽然此例中有杜撰和戏说的成分，但亦可证明知名人士对社会流行的影响力是如何深远难测。太平公主和其母武则天都喜爱着男装是有史料可循的，她们都是当时红极一时且执掌着一国大权的女子，放在现在或许也是超级“女神”级别的人物吧，如此女神的社会带动力恐怕也是不容小觑的。于是官家女子和宫廷贵妇纷纷效仿，再进而传入寻常百姓家，继而成为人人争相跟随的潮流也是合情合理的。加之大唐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社会对女性的约束相对较少，世界各地的学者商人都聚集于大唐，各种文化在交流中更使自身的民族文化更加开放与进步，否则处于安定的社会中，怎么会有机会让如此多的女子都能登上大唐政治权利的巅峰呢?武则天在高宗在世时便与之并称为“双圣”，这样的行为可不仅仅是因为她自己有惊人的胆识和能力，更是由于社会的大潮所支持的。
王朝创立的初期都会极为强调创业的艰难，清朝自入主中原之初便一直要求满洲八旗的子弟精于骑射，不能忘记太祖皇帝是以十三副盔甲起家，不能忘记先祖打下江山的不易。而且李唐王朝的创立者李世民也是九死一生地拼搏才有了后来的大唐盛世，他自己虽然不常提起甚至有意规避，但是他的胡人血统是不能忽略的，这样血气豪放的血统传承下来也该是“左牵黄，右擎苍”的气壮山河和豪爽快意。传统的女装虽然华美，却也是柔美婉约的，浑不如男装的潇洒干练，男女服装的分制不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更是一种控制女子的手段，一心想着执掌江山认定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自是不喜如此。
唐代时，因为社会的开放和包容，女子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渐渐增多，她们担任的职务也越来越重要，慢慢地她们的眼光不再仅局限一家一户的小范围中，其影响力也就随之增大，这就构成了一个结实的社会基础，女人们自觉形成了一种由性别带来的认同感和团结力。随家人被收入皇宫当差的上官婉儿就是一个例子。在其他朝代，一个戴罪的人几乎不会得到晋升为高管的机会，更何况是个女子，这足以证明当时社会的包容和开放。在数千年的压迫中，女子一直无力反抗，这股力量一直被压抑着伺机爆发，到了大唐，女子出仕的机会到来之时，恐怕有好多女性便跃跃欲试了吧。就像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说的：女人也要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换句话说，在包容若此的时代，女子介入政治都显得那么自然和没有违和感，那么着男装成也就顺理成章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不爱女妆爱男装的奇特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