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薄的田地契，诉说着时代的沧桑之变。
从海南民间收集到地契、田契、园契，可以看出琼岛社会当时的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经济状况、日常生活的种种演化，被人们称为“历史的佐证”。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土生土长”的契约记录的是海南所经历的人情世态，因此，每一张契，几乎都是一段历史时光投下的影子，令人感到弥足珍贵。仅存不多的契书中所描述的历史，又多与社会动荡、自然灾害、军事战乱等紧密相关，凸显出的是琼人家园的血泪变迁。
海南汉族地区田地契的保存，曾经历过几度浩劫。1953年的土地改革，海南民间存有的契约、借据等，大多被集中起来在广场上焚烧，现存下来的各类文字其实已是凤毛麟角，在对海南田地契的梳理中，我们从仅存不多的契书里，仍可窥见历史的一角，而这些在契书中所描述的历史，又多与社会动荡、自然灾害、军事战乱等紧密相关，凸显出琼人家园的血与泪的变迁。
天灾下的艰辛生活
4年前的清明时节，原三亚市文化局局长蔡明康在三亚罗马村岳父的卧室瓦片下，发现了一张民国31年(1942年)的田契，这是老人二女儿阿喜和堂叔父周昌豪之间，买卖五公塘田的文字。田契里的见证人是昌嗣、昌有二人，都是断田人的亲房弟兄。
田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立断田契人周昌豪，有祖遗下五公塘水田一丘二工(1.2工约为1亩)，因今年牛瘟，村中无牛力租耕，特此田断给侄女阿喜，所议田双方合理，田价豪(指周昌豪)即日领足，从断日起豪田为喜己业，口言无凭，立断契交喜为据。断田人：周昌豪；同见：昌嗣、昌有。”
断田契字里所说的，“今年牛瘟，村中无牛力租耕”，深刻反映出了当时发生在崖县的历史事件。
民国31年，是崖县瘟牛病最为严重的一年，瘟牛病在全县内发生，时间长，死牛多，普遍出现了田丢荒、园长草的荒凉景象。
据《三亚古今纪事》记载，民国31年：“是年，眉山地区发生牛疫，初自风岭、长山，后到梅东、梅西，发病约10天就死亡。疫情持续三四个月，共死亡耕、菜牛2000余头。”
“田主人周昌豪居住的崖县罗马村，同梅山地界相连，水火相通，仅相距5公里的距离，牛瘟病传染到了罗马村，牛瘟死后缺少牛力耕作，经推断十分可能，而此田契诉说的原因，正与史料记载并相吻合。”蔡明康说。
耕牛，在当时农业生产条件下亦非寻常的重要。
因缺牛而无奈弃耕，也勾起了蔡明康对1948年崖县罗马村牛瘟惨状的回忆，以及农耕文化下人们对牛的重视。
那时候，蔡明康已13岁了，他亲眼看见堂兄弟明汶有一只体肥腿粗的耕水牛，不吃草几天了，明汶没办法，就跑去庙里跪香许愿，祈求牛的健康。可是牛还是照样死去了。那时，兄嫂福伦表面上没有哀叹，但心中十分悲痛，明汶不同，他嚎啕大哭，后来，用一架牛车再请来五六个人，把死去的那头大耕牛装上车，拉到沙土坡挖坑深埋了，好多天，明汶的家里都不见炊烟，家人也都少出门。
旧中国对耕畜的预防和治疗技术都十分落后，牛遇到瘟疫必死。所以当年牛瘟死了不少牛，随后出现了人力代替牛耕，许多农家就因为牛死了或者找不到牛力租耕，田园由此荒芜，最后干脆卖掉了田地，换取银元。
另一张体现“天灾”对土地买卖影响的田契，是在崖县四区民间寻获的。田契原文写到：“立卖断田契人韦学坚、韦麟等，为因粮色负累，有祖遗下小埧处田一丘三工，坐米二升，于前清光绪丁丑被水沙冲埋，荒废不能耕种，以致粮色负累，愿将卖断与人，即有黎伏里九甲王寿彭、王寿山承买，议定断价铜钱八千文整，即日亲手领讫，其田交与彭山开凿成田管耕，永为己业。”
契字上“前清光绪丁丑(即1877年)被水冲沙埋，田地荒废不能耕种。”道明了自然灾害对土地流转的巨大影响。
在旧中国，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水冲沙埋，田园便撂荒，无力耕种，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而根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年(即1877年)，确实有“飓风袭击，大水。州境山岭多崩。淹死数十人”的历史事件。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块田荒了近半个世纪(1877年至1926年)，可是田荒粮却不能荒，旧政权统治下的县府依然对这块地起征收粮，田主实在没有办法，才在民国15年卖给了别人去拓荒。
为避战乱断田典园
战乱给海南带来的影响，在一张张田地契上也有另一番呈现。
据《三亚古今纪事》记载，民国7年(1918年)，崖县地区军民讨伐龙济光，史称“戊午讨龙”。这一年，龙济光骚扰崖县，民间相传，龙济光挖来了海口秀英炮台两门大炮，设防在三亚、榆林。目标就是要血洗崖县的讨龙军民。
秀英炮台的五门大炮，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派人购置的。民国7年1月，龙济光掘走的大炮，传说已运抵了榆林、三亚，目标对准的是崖县西排，为此，当地的老百姓十分恐慌。
同是这一年，孙中山先生突然辞去了海陆军大元帅离开广东，形势岌岌可危。广东军民对孙中山有特殊的感情，对他匆匆离开深感不安。又因为要逃“龙害”，导致了崖县田荒粮减。从这一时期收集到田契文字来看，民国7年，出现的断田契约非常多。农民纷纷断田典园，躲避灾祸，进入山区。
在乐东九所庄仔村，一户叫吴世祥的人家，就有一份民国7年的田契，深刻印证。田契上写：“立断田契字人，为因粮色负累，有先祖先遗下分落已份营前田，大小弍坵，计工四个，坐米一升出断与人。先问兄弟无就，后有新庄村何瑞金承断。两面议定，断价铜钱壹拾五千文整，即日亲手领钱完足，其田交与金关耕输纳，永为己业，一断千秋。”
到了民国38年(1949年)，琼崖国民党政权加重了对人民在经济上的盘剥。据王家槐先生《海南近志》记载，这一年，海南出现了“一甲一兵法”，就是按照保甲编组，每甲都要出一个兵，如果拿不出新兵，那么每名兵每月银币15元，要照数缴交给县府代征新兵、这实际，就是国民党交兵给老百姓代养，“代养兵”之法。该法首先在澄迈县搞了“试点”，然后就在全海南岛推行。如果对兵费抗拒缴纳，由县府在田粮税赋内扣除。那时候在农村，蔡明康就亲眼看到一个叫亚伯遮的甲长，他挑着一个藤箩，箩内放着一支用木板制成的四方形量米器，到每家每户去收缴“兵甲”米。
在一户典田人何家贵的地契上，说到了“兵甲钱粮负累”，直指的就是“兵甲米”之重、之痛。
何家贵在地契上写，“立典约字人何家贵，为因兵甲钱粮负累，愿以祖田一坵四工，双面议定纳精谷明净干叁陆栳，贵即日亲手领到足数，田交与典家陈元添为代业，依例向官纳缴。”
“一甲一兵法”推行时间较长，特别是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刘安祺兵败山东后，南逃海南，号称“十万”军马，军粮一时供应不上，就把军队散在了民居中，到处“劫食”，把部队的名誉都败坏干净了，琼人讥讽他们“饿过山东军”。为了挽回战争的败局，国民政府又在“一甲一兵”的压榨下，层层加粮添饷，海南人民被置于水深火热。“兵甲”粮饷一直由甲长收缴到海南解放前的1950年1-2月间。
殓葬亲人无奈卖地
诗经有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在对田地契的梳理中，记者也见到了如泣如诉的为葬亲人而卖售土地的契书。
民国37年(1948年)，广东国民政府在崖县增设田赋征收管理处，地方继续推行政赋军饷双榨政策。据王家槐《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事纪》，县府征收人员征收赋粮时，“乡民香烟酒肴之供，稍不如意，则殴打随之，征收固顺利。”
在一份写明了卖田葬母的田契中，田主人的母亲，就是在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民国37年10月间死去的。因为没有钱给母亲下葬，无奈之下，田的主人把以此为生的路上门田断卖给了别人，既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土地，让人看后为其遭遇倍感心酸。
这张卖田葬母的契书，也是在崖县四区民间收获的。契字完好，书写的字体也很有风范。原文写道：“立卖断田契书人长胞兄光彩、次胞嫂保娥，为因慈母身故，缺费殓葬，愿将先祖遗下路上门冲内田一丘一工坐原赋额大洋二角整出卖与人。……此系两造心甘意愿并无相压，今欲后有凭，立卖田契书一张，并上手断契一张，典约一张共为三张，交与三婶收执为据。”
田地契戚戚诉说的历史，令人生发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