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司马道子接掌了谢安的辅政大权，孝武帝司马曜就益发变成了一个酒鬼，最终因酒误国，还误了卿卿性命。皇帝司马曜“溺于酒色”，尤其喜欢夜宴，“殆为长夜之饮”。如此逍遥醉乡“不亲万机”，并非因为他的皇弟司马道子辅政勤勉，为他分了负担，而是恰恰相反：亲王司马道子本身也是个酒鬼，兄弟俩终日纵酒酣歌为务，孝武帝“醒日既少，而傍无正人，竟不能改焉”。醉眼朦胧中，东晋江山社稷也就变得轻了。
司马道子与孝武帝司马曜为同母兄弟，都是简文帝司马昱与李贵人所生。哥哥十岁继承皇位，弟弟也是在十岁被封为琅琊王，“食邑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户，摄会稽国五万九千一百四十户”。当年孔融十岁被评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句话看来还真不无道理。少年司马道子曾“以清澹为谢安所称”，年龄稍长，被拜为散骑常侍、中军将军，进而拜为骠骑将军。由于表现出色，又是皇上至亲，朝上公卿以“道子亲贤莫二”，奏请将他立为司徒，他百般谦让，“固让不拜”。后来“使隶尚书六条事，寻加开府，领司徒”，才逐渐担当起朝廷政务。这其间大概表面上仍中规中矩，谢安逝世后经朝议，孝武帝下诏称司马道子“体道自然，神识颖远”，可以像古时周公旦、召公奭那样负社稷之重，任命他一系列文武之职，他再次“让不受”。再后来，司马道子担任了太子太傅，连下一代皇帝的辅政大权也掌控在手了，公卿又奏请将他进位为丞相，他依然“并让不受”。其实，随着逐渐成年，司马道子的灵魂深处，早已由幼年时的“清澹”变得混浊不堪，他与王国宝暗地合伙排挤谢安的事实，便已说明一切。而一次次的谦让不拜，不过是实权在握后，向朝野众人作秀的欺世手段而已。
晋时士大夫以清简旷达随性为风尚，朝廷高官亦争相附庸于此，所以司马道子推让职务，与皇帝哥哥纵酒高歌，非但不受质疑，反倒让他显得卓尔不俗，继续葆有“清澹”的雅誉。当时正是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以首都建康为中心兴起建庙崇法潮流，但那时的戒律并不十分严格，一些“姏姆尼僧”被召进宫中，与他们“尤为亲暱”。
司马道子将宫中搞得香烟缭绕、酒气冲天的同时，也巧妙地达到了一手遮天的目的。自他辅政以来，已是“势倾天下”，从中央到地方，不仅任用了王国宝、茹千秋一类奸佞之臣为其股肱，各地郡守长吏也“多为道子所树立”。司马道子近小人，远君子，“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正如左卫领营将军许荣上疏所揭露的那样，各部门中的杂伇小厮、乃至“仆隶婢兒取母之姓者”都得到委任，用为郡守县令。这些人并不赴任，而是“带职在内”，又将地方事务委于当地的小吏手中，靠权力出租获得利益;宫中一些“僧尼乳母”也都借机“窃弄其权”，个个“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
有个名叫赵牙的优倡，以“赂谄”的手段成为获宠的佞幸嬖人，后被道子任命为魏郡太守。该郡是东晋政权为南迁的原北方魏郡流民设置的侨郡，紧邻首都建康，有沟通权宦的地理之便，赵牙于是继续施展他的“赂谄”手段，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就地替司马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耗用金钱“钜万”。园林有山有水，占地广阔，司马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孝武帝受邀前来游幸，感到园中过于奢华，便对司马道子说：“府内有山，因得游瞩，甚善也。然修饰太过，非示天下以俭。”司马道子闻言“无以对，唯唯而已”，左右侍臣也都“莫敢有言”。等到皇帝还宫，司马道子对赵牙说：好险，若皇上知道园中之山是人工所筑，你肯定小命难保。赵牙早已参透他的心思，过后非但没有从俭，反而“营造弥甚”，将行宫建得越发奢侈。
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同样“因赂谄进”，由一个小警员一跃而为骠骑谘议参军。官既是买来的，得到的权力自然也可以再卖，他“卖官贩爵，聚资货累亿”，终于给司马道子惹了麻烦。司马道子“恃宠乘酒，时失礼敬”，不知不觉犯了君臣之讳;他长期专权擅政，孝武帝酒醉间歇也偶有所察。不久，吴兴县令闻人奭上疏，揭发司马道子幕僚茹千秋“衒卖天官”以及纵子贪赃等罪状，顺便将当时各地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的种种现实一并疏陈于上。孝武帝闻奏“益不能平”，深感问题严重，于是作出人事安排，将王恭、殷仲堪分别派往兖州、荆州两处军事要地，稳住地方;同时又将王珣、王雅等放在朝廷要位，目的是“以张王室，而潜制道子”。孝武帝驾崩后，正是这些人起兵向朝廷讨贼，迫使司马道子杀掉王国宝，实力大损，走向最终的败落。
孝武帝难得清醒了这么一回，终又回归醉乡。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秋，孝武帝暴崩。《晋书·孝武帝纪》只说他当日酒后对所宠“年几三十”的张贵人戏言“汝以年当废矣”，傍晚便因醉暴崩于清暑殿。《资治通鉴》则说，张贵人闻言“潜怒”，当晚将殿内宦者统统灌醉并遣散，然后“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如此大案竟无人查问，不了了之。
皇帝哥哥因酒丧命不久，司马道子竟也因酒醉而丢了大权。孝武帝死后，那位“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的智障少年司马德宗继位，太傅司马道子自然也就成了事实上的摄政王。不久，发生了王恭等方镇势力进京讨逆事件，司马道子实力和威信都因此一落千丈。这时儿子司马元显已经长大，司马道子便索性“日饮醇酒，而委事于元显”，当了“甩手掌柜”。谁料这个野心勃勃的儿子见司马道子“朝望去之”，竟非要让他彻底靠边站，就在他一次大醉后，司马元显操纵智障傀儡晋安帝下诏，生夺了司马道子的朝政大权。结果，“道子酒醒，方知去职，于是大怒，而无如之何。”真是荒诞至极。
更要命的是，这位接班人司马元显也是一身的毛病，不仅生性苛刻，不纳忠言，且“自谓无敌天下”，骄侈日增。当时由于各地叛乱频仍，导致朝廷“军旅荐兴，国用虚竭”，文武百官的奉禄“自司徒已下，日廪七升”，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而司马元显仍“聚敛不已，富过帝室”，还有谁能甘心为其役使?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向来朝秦暮楚的北府军统帅刘牢之再度叛变，与反军首领桓玄合兵攻破京城。司马元显这时想起自己的老爹或许还有主意，于是奔入相府“问计于道子”。司马道子见大势已去，唯有“对之泣”。
桓玄控制朝政后，司马元显被送付廷尉治罪，“并其六子皆害之”。桓玄又以“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为名，通过朝廷下诏将他流徙到安成郡(今江西新余以西)，其后他又被人暗中以毒酒鸩杀，时年三十九。智障的晋安帝于混沌中仿佛心有所感，“三日哭于西堂”，不久即被桓玄篡夺帝位。尽管桓玄很快被刘裕所败，安帝复位，但晋帝国的“国祚”基本已尽。据此，列传后面的“史臣曰”将司马道子定位为“晋之宰嚭”，实在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