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居丧是指从死亡到安葬的一段时间内，死者家人和亲属在饮食起居等方面表现出的异于平时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为了表达生者心情之哀痛，又因人、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各异，并无统一的标准。直至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先驱(胡适认为即是孔子)才对此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将其发展为礼制，其中最大的创造，就是《仪礼·丧服》中所提出的子为父母、妻为夫、臣为君的三年丧期(实际为27个月)。其后直至汉初汇集成的《礼记》一书，又对三年丧期内的守丧行为在容体、声音、言语、饮食、衣服、居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如丧期内不得婚嫁，不得娱乐，不得洗澡，不得饮酒食肉，夫妻不能同房，必须居住在简陋的草棚中，有官职者必须解官居丧，等等。
这就是宋高宗《起复诏》起始即称的“三年之丧，古今之通礼也”。但这些理论在未得到统治者首肯之前，还不能落实为强制性的规范。
因此整个春秋战国至秦及汉初，除了孔子弟子曾为孔子守丧三年外，并无一例守满三年者。
既便是孝子，如齐国晏婴为其父晏桓子、吴子诸樊为其父吴子乘、刺客聂政为其母，也都是安葬后即结束居丧，时间一般为3个月或百日，称为“既葬除服”。儒家的三年丧制度还遭到其他学派的抨击，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墨子，见于《墨子·节葬下》篇。
法制化
居丧制度作为强制性规范始于汉武帝，但整个两汉时期的禁约对象限制在王室诸侯范围内，法律上并未强制居三年丧。
两晋时期，三年丧与期亲丧已成为官吏的强制性行政规范，晋时对于居丧违制的处罚大多并非出于法律或诏令之依据，而是出于“清议”。
南北朝时期，居三年丧入于刑律。隋唐时期居丧制度全面法律化，不仅将居丧制度全面入律，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条款被列入“十恶”罪中。
至明清时期，居丧法律有所变革。
《唐律疏仪》规定：居父母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居期亲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杖一百。”“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内，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为‘冒哀’合徒一年。”“居父母丧，生子，徒一年。”“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父母之丧，解官居服，而有心贪荣任，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大清律规定：“凡居父母及夫丧而身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丧娶妾，妻女嫁人为妾者，各减二等……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丧而嫁娶者，杖八十。”《清通礼》载：“凡丧三年者，百日剃发。仕者解任。士子辍考。在丧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小入公门，不与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