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两位太监。
明十三陵有一个怪现象，这就是除思陵外，明十三陵中的其他十二陵虽然都是明朝时建造的，但是每座陵都有一座当时没有镌刻文字的石碑，人们称之为“无字碑”。
这些石碑为什么当时不刻文字呢?历史文献没有详细记载其原因。清朝乾隆皇帝觉得此事蹊跷，在他御制的《哀明陵三十韵》中提出了疑问。他说：“明诸陵，唯长陵有圣德神功碑文，余俱有碑无字。检查诸书，唯徐乾学《读礼通考》载，唐乾陵有大碑，无一字，不知何谓?而明诸陵效之，竟以为例，实不可解也。”
其实，乾隆皇帝没有注意到，不仅十三陵中，献、景、裕、茂、泰、康、永、昭、定、庆、德十一陵有无字的神功圣德碑，长陵院内的一座圣绩碑也是没有字的。而且，各陵无字碑的形成原因也并非是不解之谜。
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各陵无字碑的形成是有不同原因的。
献、景、裕、茂、泰、康六陵陵前原来没有神功圣德碑及碑亭，长陵第一进院落内也没有圣绩碑及碑亭。嘉靖十六年(1537年)七月，世宗召大学士夏言等面谕：“前在陵工曾谕卿，独长陵有功德碑而六陵未有，无以彰显功德，今宜增立，示所司行。”但是，只为六陵增建神功圣德碑，世宗觉得还没有完全展示出他这位出身于兴王世子、帝系旁支的帝王对祖先的尊崇和孝思心理，又下令在长陵陵宫内为成祖修建了圣绩碑亭及石碑。
竖碑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彰显功德，彰显功德自然要通过对功德的陈述文字来表达。所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五月，六陵碑亭及长陵这座碑亭刚刚落成，礼部尚书严嵩就上奏说：“查得成祖文皇帝圣德神功碑文乃仁宗昭皇帝御撰，今长陵等陵碑文，伏请皇上亲御宸翰制文，镌石以记述列圣功德，垂示于万万世。”严嵩的请求是符合明代帝陵碑文撰写原则的。因为，早在朱元璋撰写皇陵碑碑文时就说过“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所以，他废掉了洪武二年(1369年)翰林学士危素撰写的皇陵碑文，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亲制文，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刻之。”此后诸帝以此为定制，成祖朱棣撰写了孝陵神功圣德碑文，仁宗朱高炽撰写了长陵神功圣德碑文，帝陵功德碑文出自嗣帝之笔便成了明朝后世帝王遵守的定则。基于这个原因，世宗将兴献王坟升格为显陵，在显陵陵前建造睿功圣德碑亭，其睿功圣德碑的碑文就是世宗亲自撰写的。
世宗皇帝既然为父陵撰写了睿功圣德碑文，则新建的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碑文自然也应该由世宗撰写。但奇怪的是，碑文一事却始终不见下文，各碑竟都成了“无字碑”。
有人推测，这是因为世宗认为碑上无字，可以表示祖先功德无量。也有人认为，世宗迷信道教，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导致了世宗认为无字之碑较之有字之碑在等级上更高一筹，是更高、更伟大的意境表现。
显然，这些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世宗如果那样以为，为什么不在显陵前面也立一通无字碑呢?又何必劳心费力撰写碑文，而使父陵石碑降下一等呢?
那么，会不会世宗原来就想在七陵分别立个无字陵，无字碑的竖立，只是取“彰显功德”的象征意义呢?其实，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如果是这样，严嵩就不会奏请世宗撰写七陵碑文了。而且，这种“彰显功德”的方式，如果说对长陵以外其余六陵尚可敷衍的话，那么，对长陵来说便是毫无意义了。因为，长陵早已立有神功圣德碑，而且碑上是有文字的。
显然，七陵碑没有文字的结果并不符合世宗立碑的初衷。那么，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世宗立碑本意是要刻字的，但后因碑文的撰写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才不得不搁笔不写。
那么，对世宗来说撰写七陵列圣碑文难在哪里呢?
首先，是难在仁宗撰写的长陵神功圣德碑文早已赫然镌刻在长陵神道上的神功圣德碑上，且文长3000余字，将明成祖一生的“功德”推崇到了极点。世宗要撰写出在颂词的水平上超出仁宗的碑文来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新立一碑，文字、文意都要有新的创意，否则后世如何看待这一碑文呢?
其次，世宗要撰写七陵碑文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世宗对献、景、裕、茂等陵的墓主情况缺少生动而有感受的资料。虽然，宫中有诸皇帝的《实录》，也有奏章档案材料，但是要在堆积如山的案卷中查阅，皇帝为一国之君，哪有这个时间?况且《实录》系儒臣编纂，御制碑文反以儒臣之文为据，这是否也有“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之嫌呢?况且，各帝政绩不一。仁、宣二宗政绩明显，为其撰文，可以大抒一番;而英宗则先是宠宦官，丧师土木堡，被瓦剌俘虏，丢尽颜面，后则兄弟反目成仇，发动政变。为这样的皇帝撰文，不仅难以找出真正的“功德”去彰显，而且还要在文字上做些手脚，“为尊者讳”。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困扰世宗撰写碑文的又一难题。
故此，七陵碑文，世宗由想写而未写，确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既然七陵石碑都是无字的，后来的永、昭、定、庆、德五陵遂沿用以为制，均在陵前建造了无字的神功圣德碑和碑亭，也就造成了明朝十三陵中的十二陵均有一通“无字碑”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