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文字狱”的目的是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文字狱是指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狱事，中国许多朝代都有文字狱的记录。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为残酷暴虐，清代皇帝大施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族人的民族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案件，在清朝达到顶峰，那么文字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文字狱在春秋、西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都有记载。鲁襄公二十五年齐相崔杼杀了国君齐庄王，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却招来杀身之祸。西汉的杨恽因《报孙会宗书》被皇上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腰斩。三国时期嵇康因《与山巨源绝交书》而被斩于东市。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崔浩主持编纂的国史揭露了拓跋氏祖先的屈辱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史称国史之狱。
文字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早期的文字狱规模不大，涉案人数也不是很多，规模比较小;但到了北宋，文字狱开始大面积大规模出现。历史上最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正是发生在北宋。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御史弹劾苏东坡，向皇上上奏说苏轼所作的《湖州谢上表》中有言语暗藏讽刺朝廷的意思。紧接着就有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历数苏轼的罪行，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最终苏轼因此被贬到黄州，穷困潦倒;他的好友也多受牵连。由此可见，文字狱可能从春秋开始，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令人震惊。文字狱体现了封建王朝皇权独裁专制的种种弊端。
文字狱顶峰
文字狱在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出现，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清朝是文字狱顶峰。从顺治时期到乾隆时期，共兴文字狱一百六十多次，其中单单是乾隆皇帝就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期间遭迫害的文人墨客数不胜数。
清朝的文字狱起于顺治，从此清朝诞生了一个独特的官职：言论检查官，所谓言论检查官职责就是言论出版的审查。在此之后文字狱愈演愈烈，到了乾隆时期达到文字狱顶峰。乾隆时期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死，更有连坐、诛九族等残忍的刑罚。更可怕的是许多文字狱都是断章取义，捕风捉影造成的，所以刀下冤魂不计其数。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刚刚继位时曾经下令“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但1751年，乾隆皇帝出尔反尔，文字狱死灰复燃。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由于这桩案子，乾隆皇帝开始一改之前崇尚言论自由的作风，大兴文字狱。乾隆又以修四库之书的名义查办禁书，很多珍贵的书籍在这个时期灰飞烟灭。清朝为何会成为文字狱顶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朝初年反清思想大范围存在于民间，朝廷用文字狱来堵住悠悠之口;另一方面清朝皇族争斗激化，皇帝们用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文字狱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之后趋于平息，但它给中国古代文学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创伤。
文字狱的影响极其深远，对文化具有强大的破坏力。文字狱起于宋朝，历经元朝和明朝的发展，在清朝达到顶峰。二百四十年的时间里共发生二百余起，不但作诗的本人获罪，就连文人的老师和朋友也会一并被杀，这是极为血腥和残酷的政策。
文字狱的影响在中国的文学发展中是极其恶劣的，当时的社会由于文字狱的大兴，文人不敢随意言政，写诗著书需要字句斟酌以免有牢狱之灾，这对文人的思想是极大地束缚和禁锢。清朝时期人们对胡虏、匈奴之类的字眼都很忌讳，所以在四库全书的编撰中，岳飞的著名爱国词《满江红》被删减修改了其中带有匈奴词语的句子，这是对文人作者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即便是四库全书这样著名的百科全书依然有不真实的一面。
文字狱的兴起也败坏了官场的风气，官员从民间搜出具有反对当时国家政策的诗词作品，将文人作者捉拿杀掉成了官场升职邀功的捷径之一。另外文字狱也是政党之间互相攻击弹劾的方式。所以下到七品小吏上至国家栋梁，都受到文字狱的影响。
文字狱的影响体现在对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扭曲以及官场风气的败坏。在中国大兴文字狱控制文人思想的时候，西方开始了文艺复兴的道路，民主科学等思想受到越来越的多的关注，这是后来中国落后西方的原因之一。
文字狱腥风血雨之举例
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文字狱的目的
文字狱是从宋朝开始，历经元明二朝，最后在清朝达到顶峰的一种历史现象。文字狱由统治阶层发起，历经四个朝代愈演愈劣。后世学者纷纷对文字狱进行深刻的思考，统治者发起文字狱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做对统治者又会有什么好处?
关于文字狱的目的，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理解。文字狱是由统治者发起，通过官吏实施。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文字狱的目的是不同的。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发行文字狱就是问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言论和思想上将百姓和文人的反抗暴动意志扼杀在萌芽之中。著名的乌台诗案就是因为作者的诗词中隐含了对时事政策的不满而惨遭贬职。清朝时期，确实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文学作品流传民间，满清当局由于是少数民族，对胡虏、匈奴、清明等字眼格外敏感，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杀害众多文人，最后导致民众心中不敢生出反抗的念头，这就是统治者发动文字狱的目的。
官吏实施文字狱的目的是表现忠心，同时这也是官员们仕途升迁，建立政绩的最快方式。也正是因此，那些官员往往无中生有，强行发起文字狱，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综上所述文字狱的目的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封建统治的维护，同时禁锢文人和百姓的思想;其次是官员为了政绩大肆发起文字狱，这便是文字狱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