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先后诞生了数位霸主。除了最早称霸但影响力较弱的郑庄公外，其余霸主被史书称之为春秋五霸。《史记·索隐》中认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可并列五霸序列，然而《荀子·王霸》则认为宋襄公和秦穆公名不副实，远不如春秋后期称霸的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秦穆公虽独霸西戎，开疆拓土，然而始终没有着手称霸中原，因此不被《荀子》列入霸主。至于宋襄公则源于宋国太过羸弱，虽有称霸会盟之举却被楚国所拘。后来宋襄公讨伐楚国盟友郑国，并与强大的楚国军队展开泓水之战，最终因讲究仁义而惨败。此战不仅让宋国成为后世笑柄，更使得宋襄公成了春秋时代唯一有名无实的霸主。那么宋襄公在意义重大的泓水之战中为何要对强大的楚军讲仁义呢?
泓水之战中，宋军率先摆开阵势，数量更多的楚军则需要渡河摆阵后才能进攻。当楚军渡河和摆开军阵时，部将曾两次建议宋襄公趁机袭击楚军，均被讲究仁义的宋襄公拒绝。等到楚军列阵完毕后，结局可想而知。宋军大败，溃不成军，甚至宋襄公自己腿部还遭到流矢击中，并于次年箭伤发作身亡。
许多人阅读史书，每每读到泓水之战，心中不觉诧异无比。兵者，凶器，不祥之物也。为何宋襄公在战事将起之时要和敌人谈仁义?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嘛!其实这是因为在宋襄公的眼里，战争依然还是春秋时期之前的战争，那时的中原战争并不是以杀伤敌人力量为目的的。西周时期的战争更多的具有礼仪性特征，直到春秋时期中后期，才逐渐演变为以击溃敌国有生力量为目的了。这两种战争模式的内在逻辑是不一样的。
周朝替代商朝之后，基本按照功劳大小大肆分封天下。这些封国贵族本身都是军事征服者，在取代商朝之后更多的以贵族自居，在自己的领地享有高人一等的权力。为了区别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异，周礼成为主要的社会活动准则，按照周礼划分的等级成为贵族统治平民正当性的来源。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战争同样需要按照周礼制定的规矩来进行，因此就形成了礼仪战的情况。
在西周时期，只有贵族才有权力上战场，换言之打仗本身就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这一点很像后来中亚从印欧族群分化出来的雅利安人观念，早期雅利安人同样是只有贵族才能成为士兵，这到后来被南亚雅利安宗教，婆罗门教吸纳之后，演变为刹帝利的特权了。
出身中原的宋襄公，是商朝王族微子启的后裔，血统高贵。宋国更是公爵诸侯国，远远超过楚人的子爵封国。因此在宋襄公看来，趁人之危显然是一种有伤颜面、有辱身份的举动。那时候的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次、致、阵、战。意思是首先需要驻扎军营并约战，其次需要少数先锋进行挑战对决，再次是摆开阵势准备作战，最后决战。泓水之战时，楚军并未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打仗，而是快速渡河并摆好军阵之后，迅速冲阵。宋襄公压根没有想到楚军不按套路出牌，吃了大亏。
春秋时期，楚国频频北进，先后与齐、宋、晋等国发生冲突，其不遵守礼仪作战的风格迅速渲染给了大部分诸侯。正因如此，孟子才说丧失礼仪贵族风范的春秋时代没有正义的战争，谓之“春秋无义战”。
所以宋襄公讲究在开战前讲究仁义，主要源于其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变化，根据旧有的经验指挥战争，焉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