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养马传统,唐朝则是马牧业发展史的顶峰。尤其是在唐朝前期，由于国家安定，经济发展，无论是国家监牧养马，或是民间私人养马，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的繁荣景象。唐朝的马牧业，是唐朝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保持唐朝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的物质基础。马牧业的发达对唐朝经济、军事、交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找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仍然频繁，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派遣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的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芯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迴、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驿马用途日益广泛。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岀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勅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唐代农民也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模粮均须自备。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蒐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参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播。唐朝前期国家安定，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为发展马牧业生产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唐朝的马牧业达到了我国自秦汉以来最兴盛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