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治世”，作偏正短语时是“和平昌盛之世”的意思，通俗点的说法就是“太平盛世”，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当中对于治世的引用，便是绝佳的注解。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出现过许多的“治世”，诸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等等，基本上都达到了民富国强，生活安定康乐的局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乱世，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民，却面临着迥然不同的命运，那么，到底是什么塑造出了“治世”，或者说，达成“治世”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在那些“治世”的传说或者史实当中，居于核心帝王的，往往是位雄才伟略、精明强干的帝王，例如隋文帝、唐太宗等人，而辅佐他们的则是同样智谋深远、能力出众的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有以直谏犯颜著称的魏征和成就了“房谋杜断”佳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
于是乎很多人便得出结论，认为达成治世的首要条件是要有能干的皇帝和大臣。然而，假如用这个结论来套“文景之治”的话，便会发现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汉文帝和汉景帝采取的治国理念是无为而治，没有过多的新措施推行，无法证明其能力出众，同样的道理，这两朝最出名的大臣是贾谊和晁错，都是以悲剧的结局而著称，而不是超群的能力。
要想找到塑造出“治世”的首要条件，必须发现所有的“治世”当中全都具有的，无可取代的共同特性，由此来看，“治世”中的几乎全都是出现在一个王朝刚刚建立之初，便是个非常重要的端倪——破旧立新之时，新的统治阶级掌握着绝对的权力，朝廷内部的权力分配没有出现问题，地方上的实力被削弱到极致，故而新建的官僚系统能够毫无阻滞的执行中央政府的政令。
显而易见，塑造出“治世”的首要条件乃是整个国家权力体系的执行力，高的执行力意味着同样水准的行政效率，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最广的范围内，把帝王和朝臣们的想法完全彻底的付诸实施，从而带来预期的效果。反之，假如权力体系没有了必要的执行力，政令仅仅是皇宫和朝廷的官样文章，再能干的皇帝，再出色的官员都没辙。以明朝末年为例，崇祯和朝臣们反复加税，可收上来的银子总是不见增加，就是官僚机构完全丧失了执行力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就是有他祖宗朱元璋一样的能力也是白给!
一旦新建立的王朝稳定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官僚系统自然而然的开始膨胀，臃肿的机构对应的便是执行力的下降，而执行力的下降则对应的是国家层面的反应迟钝，对内忧外患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最终积重难返，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