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而“家国情怀”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心怀天下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内乱纷纭、外敌入侵之际，就会有士大夫或英雄人物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担负起对抗强暴、力挽狂澜的重任。
但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古代的“忠君”与“爱国”常常混为一谈，可谓是一笔分不清的“糊涂账”。
例如《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苏轼也曾评价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杜甫虽然终身不得重用却“一饭未尝忘君”。
明代的“读书种子”方孝孺更是为了效忠建文帝，拒不为谋逆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不仅自己被凌迟处死，还连累亲友，被诛了十族(“九族”还要加上学生)。所以鲁迅先生认为他颇有些“迂”：谁当皇帝本就是他们朱家的家事，何必如此固执!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忠君”与“爱国”不分的现象呢?
首先，自然应该站在古人的角度历史地认识这种现象，毕竟我们无法要求古人具有现代意识;另外，当然也要认清这种观念的历史局限性，剔除糟粕，以服务于未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国”就是“天下”，“天下”不是普通庶民的“天下”，而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的“家”，这是皇帝家族的整体利益。用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话说，这叫“家族统治”模式。
《礼记》中说，中国历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天下为公”阶段，二是“家天下”阶段;“天下为公”阶段已经过去，如尧舜禹或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先秦以后的古代社会是“家天下”阶段。
儒家思想的全部命题始终围绕着如何治理“家天下”展开讨论。如君臣父子之道、忠君爱国之道、心性修养之道，等等。
中国社会的“家天下”从商周开始，直至清朝，即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
中国古代的“家天下”文化和儒家思想有关。
儒家最看重社会的整体利益即国家利益。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有义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但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君主制社会，国家的所有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所以国家、社会的利益首先是指皇帝家族的利益，而非普通庶民的利益(权利)。
从这个层面说，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西方古典文明的“国家”模式。
在希腊、罗马时代，国家是指由全体公民组成的集团，如雅典公民团体、罗马公民团体。这种公民团体集体参政、议政，共同商讨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雅典国家又叫民主制国家，罗马社会又叫罗马共和国。
希腊、罗马文明的“国家”概念和全体公民的利益有关，公民占全国总人口的一部分，其余人口或者是奴隶，或者是外国人。
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或外国人不是公民，没有公民权，所以希腊、罗马的国家模式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社会又叫封建社会或君主制社会，真正的“封建社会”不是秦汉以后的朝代，而是夏商周。
比如西周，周天子分封诸侯，周天子在上，诸侯在下;周天子负责统领天下，诸侯负责治理地方，这种等级秩序不能颠倒或混乱。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既是亲戚，又是臣民，这叫尊尊和亲亲。
秦朝以后，中国进入郡县制社会。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分封制的诸侯权力很大，有独立封地，可以自主收税和任免官吏。
郡县制则不同，郡县制的地方长官由皇帝独立任免，地方长官没有封地，没有赋税权，只是依靠朝廷俸禄生活。
虽然秦汉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但维持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本一致，即儒家提倡的周礼，或叫君君臣臣之道。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某一姓氏的天下，古代的“国”是某一家族的“国”，和普通庶民的权利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家族统治”实质上是一回事。
如西周的“国”是周代皇族的天下、秦朝的“国”是秦始皇的天下、汉朝的“国”是刘邦一家的天下、唐代的“国”是李渊或李世民一家的天下、清朝的“国”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等等。
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天下、国家和皇族利益是一个概念，本质上没有区别。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孝”道，如君臣、父子、臣民。在儒家看来，君臣、父子、臣民的关系和父子的关系很相似;其中既包含等级，又包含情感，这叫“礼”和“仁”的统一。
中国古代地方官又叫父母官：地方官既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又是百姓的国家权威，两者同时兼备。
根据家族统治模式，儒家提出的口号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处在哪个层次，治国安邦都是某一皇族的分内事，和庶民的权力无关。
中国古代百姓又叫草民、庶民或臣民，无论怎么称呼，臣民及其财产都是皇帝一家的权利，属于私有财产。换言之，普通臣民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孟子说，社会分为两大阶层：一是食人者，二是食于人者;食人者供养别人，食于人者被别人供养。
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话语说，这叫古代的阶级压迫;用现代社会学的话说，这叫社会分工。
从古代社会关系上说，国家的土地、财物以及庶民属于皇帝家族的私有财产——动产或不动产。这是“家天下”统治模式的基本含义。
从法律上说，国家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普通庶民没有独立权利，庶民和皇权的关系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科举取士的办法，目的是从民间笼络人才，负责治理国家。
其实科举高中的人才本质上是为皇家服务，用现代的话说，叫高级打工仔。
但打工仔不是老板，充其量算是总经理，如果干得好可以升职加薪，如果干不好会被皇帝炒鱿鱼。即使像李斯、韩信、魏征、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高级官吏也是打工仔。
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没有独立人格，他们的思想意识要服从于皇权，他们和皇权的关系依然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解释这一点。儒家思想对皇家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怨而不怒”。
所谓“怨”是指对皇帝的做法有看法或有意见，但前提是不能否定皇帝，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如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都写过包含“埋怨”情绪的诗歌，像屈原的《离骚 》、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但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皇权的思想。
“怒”就是否定皇权，是道德意义上的大逆不道，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奢侈。
至于什么样的人敢于对皇权发怒呢，就是像陈胜、吴广、张角、黄巢那样的农民义军了。《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也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中国古代“家国”不分的思想从晚清以后发生变化，即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理念。
孙中山的思想并非完全来自西方，而是和中国古代文化有关联。
如“礼记”早就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只不过孔子认可西周那样的“家天下”社会，而非逝去的“尧舜禹”时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对方孝孺式的“愚忠”并不赞成的鲁迅，对他仍然是尊重甚至是痛惜的，这一点从他以方孝孺之“迂”来比他最喜爱的青年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这件事中可见一斑。
总之，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于这种传统我们应当发扬光大，只不过应当根据新时代的要求，除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