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众所周知，封建时期的绝大多数政权往往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且还是不惜以抑制“商品经济”为代价的那种，从而也就让很多人都认为明太祖所推行的“海禁”举措，就足以称得上是明朝重农抑商的表现之一。但问题早在元朝时期，“商品经济”就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明初显然也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善的“商品贸易”体系，那为何明太祖还要“重农抑商”呢?原来，明初重农是真，但抑商却并非明太祖本意，只是时局情势逼的明太祖不得不暂时抑商罢了。
法家思想代表人商鞅示意画像插图
“重农抑商”的本质
我们先来了解下什么是“重农抑商”，所谓“重农抑商”，若是光从字面上来看，无非就是重视以“农业生产体系”为主的“自然经济”，抑制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商品经济”。
就好比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商鞅，其在秦国推行“商鞅变法”之时，就明文提出了“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的“重农抑商”主张。——《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
再比如西汉时期的汉高祖刘邦，亦是同样提出了“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穀、絺、纻、罽，操兵，乘骑马”的“重农抑商”主张，字里行间甚至莫名的还有一种“轻视商贾”的意思在里面。——《汉书·高帝纪》
难道“重农抑商”就只是单纯的“瞧不上”商品经济所能带来的利益吗?并不是!
正如商鞅所说，“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显然也是明明白白的知道“商品经济”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的，那为何商鞅还要主张“重农抑商”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基础正是“自然经济”。——《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
明朝商贾示意画像插图
大家想啊，“商品经济”也可以说成是“货物的交换”，而封建时期的“货物”都有啥?“谷、粟、酒、家具、衣服”?归根结底，最终还是会回到“自然经济”上面，正是“农业生产”造就了这些“商品”所需的原材料。
而想要保证“农业生产”体系的完善，势必就需要先给百姓提供一个“安稳”的“生产环境”，这个道理没错吧?这就意味着又涉及到了“战争”，可有战争就会有消耗，战争消耗的又是啥，除了人力的消耗，剩下的无非就是“物力”了，即“粮食、兵器、被服”之类的，同样十分依赖“农业生产体系”。
也就是所谓的“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即“重视农业”，便可以实现“富农强兵”，继而再通过“强兵”最终实现“强国”的最终诉求。——《商君书·外内卷二十二》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暂时得出一个结论，“重农抑商”的本质并非是因为“轻视商品经济”，而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亦或者是时代背景达不到“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须的“政权安宁”、以及“农业生产体系相对完善”的外部条件。
就好比《史记·平淮书》中的记载，“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西汉在“孝惠、高后时”，由于汉高祖刘邦的励精图治，针对百姓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且边境也相对安稳，自然便可以停止对“商品经济”的抑制了。
元世祖忽必烈示意画像插图
明初“商品贸易”体系相对完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明初的商品贸易体系，其实早在明朝之前的元朝时期，其“商品贸易”体系中的“对外贸易”体系就已经是极为发达，而且尤以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港口为最。
咱们就拿元世祖忽必烈在泉州设立的“市舶司”来举例吧，据史书记载，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时，忽必烈就曾通过泉州市舶司的诸多客商向海外散布了这样一份诏书，“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世祖七》
很显然，元世祖忽必烈极为支持元朝“对外贸易”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继而更是一举让“泉州市舶司”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之一。
正如史书所记载的，“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无疑就正是当时“泉州市舶司”繁盛景象的真实写照。——《吴文正公集·卷十六》
而且单凭这个案例，就足以证明早在元朝时期，封建时期的商品贸易体系就已然是达到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状态，那么明初时期的商品贸易体系会差吗?定然是差不到哪里去的。
郑和宝船示意画像插图
与此同时，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其所乘坐的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的“郑和宝船”，无疑就足以证明明朝的手工业发达程度也绝对不弱。——《明史·宦官一》
毕竟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明朝手工从业者能以“木制结构”制造出这样一个巨大、坚固，且相较于十五世纪末欧洲哥伦布舰队那最大的长23.66米，船宽7.84米的“圣玛利亚号”还要大上数倍的船只，就属实足以称得上是一个“造船神话”了不是吗?
这也就意味着明朝初年非但“商品贸易体系”因受元朝“对外贸易”的影响而相对完善，自身的“手工业”亦是同样发达，俨然是有着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资本的。
那明太祖为何不发展“商品经济”，反而明文要求“片板不许入海”，赫然是严格打击“对外贸易”，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若是大家结合笔者上文所说的“重农抑商”的本质，相信便可以很轻松的得到明太祖“重农抑商”的真正答案。正是因为明初的政治局势并不安稳、且内忧外患皆备所致。
元世祖远征日本示意画像插图
明初政局不稳，内忧外患皆备
就像上文所说的那个“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的案例，元朝之所以能将“海外贸易”打造的那般繁荣，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其已经满足了“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需的外部条件，即“政权安宁”以及“农业生产体系”相对完善。
据史书记载，早在至元三年(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就下达了一道“以江南既定，将有事于海外”的诏书，这也就意味着截至公元1266年，一路从北向南扩张的元朝大军已经基本巩固了元朝疆域，转而逐渐将扩张的目标向海上延伸。就好比后来“元世祖远征日本”的历史事件。——《元史·列传第十六》
那么也就代表元朝内部的政治局势已经相对安稳，而政权安稳了，百姓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自然也就具备了，所以也就等同于是满足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外部条件，接下来自然是要发挥“商品经济”的优势，借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正如前文所说，“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封建政权在疆域稳定后，如果想要获取更大的利益，单凭“农业生产”肯定是无法满足需求的，那么“发展商品经济”自然也就成了必然。——《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
明朝武将“徐达”示意画像插图
可是反观明初时期，于洪武元年(1368年)，发生“徐达入元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的事件以后，明太祖才算是推翻了元朝的“都城”，其它诸如北方草原、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诸多地区，其实仍旧属于元朝残余势力的统治范围。——《明史·太祖二》
即是说，明太祖北伐灭元的战争于洪武元年才算正式拉开了一个序幕，而据《明史太祖三》的记载，直到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燕王败敌于彻彻儿山，又追败之于兀良哈秃城而还”，结束了明洪武年间的第八次北伐远征以后，明朝对“蒙元残余势力”的打击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而在明太祖挥师北伐期间，从洪武初年开始，倭寇在明朝沿海一带入“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频繁侵掠的事件就一直屡禁不止，对沿海商船肆意劫掠，已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以及财物损失。——《明史·外国三》
赫然呈现出一种内忧外患皆备的不良政治格局，也就表明明初时期其实并未达到“政权安稳”的基础条件，那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安稳的生产环境”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又哪里还有工夫去发展“商品经济”呢?
明太祖“重农”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重农”
所以，明太祖在明初时期，只能是先想方设法的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借以满足军事上的需求，就好比明太祖曾“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明史·食货一》
继而又在“徐达平沙漠”之时，“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馀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馀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於凤阳。”——《明史·食货一》
就这些案例，都还只是明太祖迁徙百姓“屯田垦荒”的一部分案例，并且明朝的军事体系“卫所制”，同样是有着“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的“军屯”制度。其目的不用说，同样是为了满足明朝军队的“战略物资”需求。——《明史·食货一》
正如史书所说，洪武年间的明朝，赫然正是呈现出了一种“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的“重农”之景。
明朝海禁示意插图
明太祖“抑商”
也正是因为“明太祖”的“重农”，让很多人都把明太祖所推行的“海禁”政策与“抑商”联系到了一起。
就好比洪武三年，明太祖下诏“罢太仓、黄渡市舶司”，这也是现如今史书有所记载的明太祖所下达的最早的一道跟“对外贸易”相关的“海禁条例”。——《明史·职官四》
至于再往后的一系列能跟“抑商”沾边的禁令，也几乎都跟“对外贸易”、或者说是“海禁”政策有关。
诸如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所下达的“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令。——《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以及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又先后撤掉了“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广东之广州三市舶司”。——《明史·职官四》
再比如史书所记载的“敢有私下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个月销尽。”——《日知录之馀·卷二》
倭寇示意画像插图
这诸多案例无疑就足以证明明太祖朱元璋的“抑商”政策，几乎都跟“海禁”有关，但这些能说明明太祖主张“抑商”吗?并不能。
因为明太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明太祖实录·卷二零五》
这句话就明确表明明太祖之所以会推行“海禁”政策，属实只是迫于百姓私自与外番进行贸易的缘故，而这个“外番”所指，正是明朝沿海一带肆虐的“倭寇”。
由于明太祖在洪武年间的军事行动重心几乎都放在了针对“蒙元残余势力”的北伐上面，再加上倭寇又都是些零散的小股“海盗势力”，虽时常侵掠沿海一带，但倭寇在此时所能造成的影响还并不足以对明朝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明朝倭寇及其小船示意画像插图
所以明太祖在洪武年间打击“倭寇”之时，几乎都是以“被动防御”为主，但是问题就在于“倭夷鼠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奔狼，其去若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
虽然明太祖还曾专门下诏让“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①，但受限于“倭舟甚小，一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入”②的原因，难免就会有些漏网之鱼继续对沿海一带的明朝商人、渔民等船只大为劫掠。——《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五》①、《明史·兵四》②
而这些商船被劫掠的那些“物资”都哪里去了?毫无疑问，定然是成了维持“倭寇”生存的必要物资，如此一来，岂不就变相的成了明朝打击倭寇的阻碍吗，那明太祖能愿意吗?自然是不愿意的。故而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明太祖此举反而还对打击“倭寇”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更是为后来“海上之警亦渐息”的良好转变趋势，以及“郑和下西洋”之时那相对安宁的航海环境等诸多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史·外国三》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
简而言之，关于明朝“重农抑商”的这一点，“重农”是真，但“抑商”却属实是有待商榷，毕竟不管怎么说，相信大家从前文也能看出来，明太祖之所以会推行“海禁”，其实也只是为了更好的达成对“倭寇”的清剿。
所以从“重农抑商”的本质上而言，明太祖“抑商”的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说只是给了我们一种明太祖“抑商”的假象，就其本质，却属实与“重农抑商”中的“抑商”无法相提并论。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明太祖“不抑商”的话，那笔者就再给大家提供一条证据，明太祖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钱”。——《明季北略·卷五》
大家应该还记得笔者在前文提到过的明初“卫所制”军事体系之下的“军屯”制度吧?明太祖之所以会说出这句话的原因，就正是因为他凭借着“军屯”就已经基本满足了军事上的“粮食需求”。
明朝军队示意画像插图
这也就意味着明太祖其实是将“军事”和“民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隔离，让军队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自给自足。那么民间的“农业生产”自然也就不再是“强兵”的主要供给对象，而是完全足以凭借明朝发达的手工业直接实现“富民”。
如此一来，既然明朝“商品贸易”体系已经相对完善，又不需要百姓去竭力满足军事需求，顶多只会将其视为“满足军需”的保障体系!那明太祖又何必去抑制“商品经济”，阻碍“明朝百姓变富”呢?显然没有必要。
亦是只需要让明朝“商品经济”正常发展，静待明朝疆域巩固以后，便可以凭借其已经相对完善的“商品贸易”体系一举跨入最后的繁盛阶段。就好比永乐盛世所呈现出的那副“万国来朝”之盛景，无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因此，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明朝的“海禁”，也就是很多人口中的明朝“抑商”举措，其实并非明太祖本意，只是明太祖在明初政权未稳、且内忧外患皆备之际所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罢了，对打击倭寇还是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并不能单纯的把明朝那看似“重农抑商”的海禁举措视为一个会阻碍“社会经济体系”建立和发展的消极政策，而是要结合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去加以分析，方能得出一个客观且真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