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这个城市在同治九年(1870)以前，地位并不重要，按照行政划分来说属于“道”这个级别，也就是地级市。刚刚接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也认为省会保定是“控扼”直隶的中心，而天津则“偏在一隅，似非督臣久驻之所”。
天津的地位是如何发生转变并最终升格为总督驻地的呢?这与震惊全世界的”天津教案“有关，这说来就话长了。
此前的天津在官员设置上比较复杂，理论上最高的长官是“三口通商大臣”，但他又不是地方行政长官，而是隶属于总理衙门，只负责外交与通商，并不能过问民政;民政则由地方官天津道、府、县三级管理。由于三口通商大臣是中央级别的，而天津道等级别过低无法提供相应的行政资源支持。所以形成了无法匹配、难以协调的局面。
天津教案发生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受命出使法国“谢罪”，总理衙门派出大臣毛昶熙代理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具体参与了教案善后的主要谈判，深切体会到了天津在机构设置上的尴尬，因而他上疏建议裁撤专职的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
清廷采纳了这个建议，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这一举措，也让天津的地位得到了相应的改变，自李鸿章接任第一任北洋大臣之后，其驻地就以天津为主，每年只在天津封冻之后返回保定。而且，如果天津无法脱身，可以不必回保定。
这个时候，李鸿章本人对于天津的看法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他提出：“天下大势，首重畿辅。中原有事，则患在河防;中原无事，则患在海防。”也就是说，保定与天津之间，究竟哪个城市适合作为直隶的中心，关键要看中原是否有事。中原有事，直隶的河防就是拱卫京师的关键。
不过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太平天国和捻军均被剿灭，中原显然无大事。而天津由于通商开埠，公使驻京，成为了往来要冲。因此，李鸿章个人虽然留恋保定，却也认为应该抬高天津的城市定位。
自此，直隶便有了两个中心城市。除了总督衙门改驻天津外，别的机关一律留驻保定，有布政使负责日常事务，重大事件请示总督裁定。从清代各种文件来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依然将保定看成是直隶的省城。至于天津，当然也不再是“偏在一隅”的小城，而成了影响力超过省城的城市。
李鸿章驻天津后，马上就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以封疆大吏兼任北洋大臣，而面对的往往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通商事务，甚至还时不时地与小小的领事平行照会，这不免有损国体，对李鸿章个人来说，脸面上也过不去。
因而，天津海关道便应运而生了。李鸿章上任不久，便奏请设立天津海关道，由原来的天津道兼任。以级别而言，海关道与各国领事平级，双方交往使用平行文书。更深一步，从实际工作效率来看，直隶总督本就是疆臣之首，日理万机，如今又兼任北洋大臣，如果与外国领事们平级相处，则必然将大量涉外事务吸引到自己手上，限于琐事之中。
天津海关道的设立，不仅确保专人负责繁重而微妙的外交通商工作，而且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乃至清廷在外交事务中获得极大的缓冲余地。同时，专职的天津海关道也有利于理顺关税征收体制，日后的历史证明，这个职位果然成为李鸿章的理财工具，与天津海关税务司一起，对千疮百孔的直隶财政乃至中央财政贡献颇大，也保证了李鸿章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
可以看出，天津的历史地位是因“天津教案”后发生改变的，更确切地说，是由于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而一手打造的。自此以后，天津在全国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了仅次于北京的战略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