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自创立实行以后，成了读书人做官的敲门砖。宋真宗亲作《劝学文》，此后经过历代士子们的咀嚼、消化、提炼、再创作，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情与理，书中自有天与地。”
《劝学文》不止六句，流传下来、脍炙人口的却只有这六句，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轻车、宝马，人生所欲，无过于此者。此后又演变成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五言绝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上面这几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的劝学箴言，和《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一并成为幼儿启蒙教材。在童稚单纯的心田中，播下了读书应举的种子，播下了父辈殷切的希望和寄托。科举的魅力，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灌输着一代又一代的。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又是残酷的。实际上，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路的仅仅是极少数，中进士的概率大致不会超过千分之一。我们就以清代为例，看一看各级考试中的录取比例。
科举的功名从低至高分别为秀才、举人、进士。按照规定，大府秀才名额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至5名。全国秀才名额在25000名左右，举人限额在1500人左右。自从咸丰三年(1853)清廷批准各省增加名额起，各府考试生员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人数增加到30000多人。乡试中录取举人的限额保持在1700多人上下。按照这个比例，一个步入科举的读书人，童生要考取秀才，踏上科举之路的第一级台阶就荆棘丛生，坎坷曲折。
举人与秀才的限额比例按规定大体是1:20，但是，添加历年落榜者，按大、中、小省，分别是80:1、60:1、50:1，淘汰率就很可观了。参加会试、殿试考进士，比例就是30:1、40:1。这种考试都是三年一次(恩科除外)，三级考试都能顺利通过，大体也要十年的时间，如果考生在哪一级上蹉跎一下，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了。
尽管科举难度极高，但清朝政府却将不断地增强吸引力。制度规定：考中秀才，即能得到国家优遇，可以免去官役和差役，甚至可以获得地方官以礼相待。而要是中了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因此读书人中了秀才想举人，中了举人想进士。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地的死不瞑目要再考，一发而不可收拾。
士子们以几万分的努力，竞争万分之几的希望，必然会造成秀才、举人、进士三个阶梯下一批又一批的落榜者。落第者大军中，千姿百态，两鬓斑斑，尚未考取秀才，仍混迹于童子军中者，大有人在。
清代科举史上活到老考到老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广东顺德人黄章，年近40才考中秀才，83岁被选为贡生，100岁时参加乡试。从广东到北京顺天应试，千里迢迢，一路上由曾孙服侍照料。入考场时，黄章在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个字，由曾孙在前引导。黄章百岁参加乡试成为科场佳话，这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事。
无独有偶，相谐成趣的是，广东诸生谢启祚百岁参加乡试，角逐举人功名。谢启祚先后有三妻二妾，生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这个五世同堂的人瑞，不颐养天年，以期颐之寿，仍披挂上阵，征战科场。
按照惯例，谢启祚这等年龄参加乡试，应由地方督抚呈报礼部请皇上恩赐举人，但被谢启祚拒绝。他说，科名有定数，我老手尚健，岂知我不能为老儒们扬眉吐气?这次他果然中举，与谢启祚列名举人的有一名12岁的少年，少年得志与大器晚成珠联璧合，成了同榜年谊。主考官有感于此，在鹿鸣宴上以诗纪事，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之句，作为科场佳话传扬一时。
这类寿星秀才、高龄举人及其应试得到优遇的事情，并不是个别现象。清政府对其优礼有加，并不在收罗这些空有其名无补官职的寿星，意在垂范世人，鞭策各年龄层次的落第者败而不馁。面对这些寿星科甲，谁还不拼将平生岁月在科举道路上卖力呢?谁人又敢不努力呢?而这或许就是统治者们期待的科举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