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承受是宋朝特有的官职,属于监察地方的军政官职,主要有传递信息、上报边情、监督将帅的职责,这是由于在宋朝时期周边游牧民族政权逐渐扩大,宋朝皇帝为了及时掌控边疆情况而设下的职务。但是在宋徽宗时期,走马承受改名为廉访使者,这其中表现的是背后政治势力的角逐,同时也反映出北宋晚期政治力量的变迁。
为加强中央集权,并更好实施“将从中御”的政策。宋太宗时期正式设立“走马承受”这一官职,多选用身边的亲信、侍从担任此官职,搜集各地情报
走马承受是宋朝特有的职务,在宋朝官方或者可信度很高的史书中并没有它确切的设立时间。仅仅在《文献通考》中有一句,记录了走马承受的创立时间,说走马承受是由宋仁宗设立,并且每一路都设有一名。后有学者结合其他宋朝文献推测,这个记载并不可信,但是同样没能给出走马承受这一官职设立的正确时间。
关于走马承受的第一条史记录仍然是在《文献通考》中,对于设立走马承受这一官职的缘由作出了解释,宋太宗认为转运使的职务太大,因此设立此官职进行监督。
另外在另一文献《宋会要辑稿》中,可以见到对于任命走马承受的记载,这是另一条比较早的有关走马承受的记载:
“太宗至道元年九月,供奉官宋元度等五人分往镇、定、并等州及高阳关承受公事,当言上者驰传以闻。”
从中可以看出宋太宗时期,走马承受这一官职已经设立,但是由于文中记载的是在三个州以及高阳关设立走马承受,因此关于走马承受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官职,这一问题值得商榷。
在《职官分纪》中,就记载了真宗即位初期召集各路的走马承受的情形:
“至道三年五月,诏诸路承受公事使臣归阙,真宗听政之初,务从简易故也。”
因此在真宗时期,走马承受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官职,并且在史书中已经可以频繁看到这一官职的记载,走马承受这一官职的职能也已经逐渐走上正轨。
从上述文献记录应该可以看出,走马承受应当是一个在太宗时期建立的官职,在真宗时期官职职能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那为什么太宗要设立这个官职呢?可能有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是太宗为了政治建设。因为在太宗时期,宋朝已经从原来的建国初期逐渐走向完善国家制度的时期,因此太宗可以一展身手,大刀阔斧地改变原来的制度,为加强中央集权而不断做出努力。
因此首先宋太宗改变了以往道、路同时存在的行政划分制度,而是把全天下分为十五路,因此为了管好这十五路,太宗必须建立完善的官僚监督制度,并且建立成熟的信息监守机制,这样才能把各地的情报都抓在手里,避免手下官员的徇私舞弊,手眼遮天。
同时宋太宗对于军事领导方面也进行了改革,他实行了“将从中御”的政策,也就是边疆将领作战指挥必须要听从中央的命令,由中央决定军事活动进行到哪一步。而这样的政策务必需要中央对于边情十分透彻的了解,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因此就需要走马承受这样的官员,快速地来回奔波,作为中介详细及时地向中央和边境传递准确的信息。在史料中可以发现,走马承受的职位设定大多在西夏和辽的边界,这就可以证明宋太宗设立这样的官职的确有军事方面的考虑。
关于如何选定走马承受这一官职,宋朝的统治者们的标准是一定的,大致上是选择位卑权重的,一般都是皇帝身边的亲信或者是内侍。在史书中曾经有过记载,刘文质曾经担任过走马承受,他是宋高祖祖母的孙子之一,为人稳重踏实,但是官位不高,这样位子不高就不容易腐败,但是同时也敢于向皇帝传递一些情节严重的实情,且不易被收买。
在人员数目设置上,每一朝皇帝都不尽相同。但是可以总结出规律来,首先靠近西夏、辽等游牧民族政权的边界时,往往都会每路设置两名走马承受。从这可以看出,这些游牧民族的力量成长很快,已经开始对宋王朝构成威胁,于是朝廷很重视这些地方的信息传递。
从太宗到宋徽宗的作法可以看出,走马承受这个官职从设立开始一直在发展,其内在的制度一直在完善,等到宋徽宗时期,有关设立走马承受的制度完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标志就在于宋徽宗下了一道诏书,规定每一路必须设立一位内臣出身的和武将出身的走马承受。
宋徽宗统治期间将“走马承受”改名为“廉访使者“,希望借改名来寻找机会进一步扩大其职能,主张通过廉访使者来准确监察和传递地方信息
本来走马承受这一官职字面意思,就是快速向皇帝传达军情或者将军令传达给将军的人,换言之,是一个有点类似于监军的职务。
在宋徽宗时期改名为“廉访使者”,顾名思义就是按照使命察访的官员。因为廉访使者负责一路的视察工作,相当于王朝的脸面,因此朝廷对于廉访使者的职务还是相当地重视,要求他们仪表须庄严得体。
这时的廉访使者主要侧重点在于“廉访”,于是监察、传递信息的功能更加明显。后来皇帝要求事无巨细,因此廉访使者的职务不断在扩大,上达圣听的事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那为什么宋徽宗要将走马承受改名为廉访使者?
宋徽宗是在政和六年对其改名的。在前一年,宋徽宗曾经对于担任走马承受职务的官员进行了训诫,首先强调了作为朝廷耳目的走马承受官职的重要性,同时责备他们在执行职责时贪赃枉法的行为,希望给他们可以就此勉励,改掉之前错误行为。
但是第二年,又将收缴各路帅司的朱红金令牌的权利交给了走马承受。这一番行为,可以看出宋徽宗是为了平息朝堂上对于走马承受的弹劾,但是却在之后扩大了走马承受的职能。
在之后,因为监司的腐败,于是监司的职务名存实亡,有官员认为,反而廉访使者更加能够监察地方实情。在《宋会要辑稿》中就有记录官员赞赏廉访使者的记录:
“东南诸路近置走马承受公事,圣听四达,周知远迩,无壅蔽之患,天下幸甚。窃谓官吏贪暴,民间屈抑,监司职事隳废,而走马承受能得其实状以闻,此其所补故不为小。”
这时的廉访使者的职务已经扩展到了东南地区,因为毕竟东南地区的经济占比太大,因此也需要这一职务的监督。
哪怕是廉访使者出了差错,宋徽宗也不轻易处罚他们,因为他怕这样会让廉访使者失去了作为一个忠实耳目的作用,不敢听不敢说。廉访使者后来掌管着许多机密文件,甚至许多文件都必须经由廉访使者之手。
其实走马承受的职务一直在扩大,而宋徽宗也有意扩大走马承受的职能。因此宋徽宗才将走马承受改名为廉访使者,这样的官职名称才符合他们的职能,并且宋徽宗才能放心地扩大他们的职能。
廉访使者的会不断扩大并非偶然,该官职与皇帝直接街头,在当时贪污腐败盛行的风气下,宋太祖希望通过廉访使者完成权力的集中,皆是政治变迁的需要
首先第一点是来自于这个职位的特殊性,因为他们的皇帝的耳目,需要全面准确地为皇帝传达各种信息,和皇帝交往密切,处于权力的中心,因此权力容易扩大。
第二点在于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因为担任官职的大多是皇帝的内臣,既是亲信,又贴近皇帝的生活,在各种信息收集中占据优势,因为本身就在权力中心,权力自然就越积越多。
第三点在于宋朝的内忧外患,在宋徽宗时期,官员的贪污问题十分严重,而原本监察的官员甚至也深陷贪污泥沼,因此需要廉访使者的帮助。再者,当时宋朝的周边民族政权大多又都虎视眈眈,因此作为传递军情的使者,廉访使者的地位也很重要。
第四点在于宋徽宗自身,因为宋徽宗是一个文人,他自身放荡不羁,不是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人。不稳重的性格使得他有些好大喜功,因此他希望加大廉访使者的职权,这样就能加强中央集权。但是过度的将权利集中在廉访使者手中,其反而是削弱了中央集权。
作为宋朝特有的官职,走马承受本来是为了管理军政大事,后来这一官职的职权不断扩大,因此才会改名为廉访使者,而它之所以职权扩大,一方面是因为宋朝内忧外患,另一方面是因为宋徽宗自己的刚愎自用,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和格局的变化才造就了一场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