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四年(1878)，大清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山西巡抚曾国荃，这两位彼时大清的顶梁柱人物，竟是前后脚大倒苦水：先是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荃的信里，描述了朝廷高官们心急火燎求雨的场面，继而语出惊人——倘若今年再不下雨，那么北方“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咱们就手拉手陪大清一道死吧。
而被李鸿章哀叹要“一起死”的曾国荃呢，此时在山西巡抚任上，也是隔空一声长叹：“历观二十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
1878年，在许多近代史眼里，是挨打不断的大清朝，看上去“还不错”的一年：此时清王朝洋务运动正红红火火，各种近代工业源源不断涌现，还常被称为“同光中兴”。这么个“中兴”的好年头里，究竟是什么事情，叫两位大佬发出“同归于尽”“惨酷”之类的哀叹?这正是晚清历史上一桩破坏力空前酷烈的天灾：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即从光绪元年(1875)起，一场波及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四川等地的空前天灾。这场持续四年的灾难，真实的景象，更远远超过了李鸿章曾国荃们口中的“惨酷”：清朝人对这场灾难的笔记里，全是“饿殍遍地”“日有路毙”“因饥寒而死者不胜屈”之类的描述。在灾区勘察的大臣阎敬铭估算，几个受灾省份，每个省每天饿死者，恐怕就在千人以上。
而放在各个受灾省份里，那更是种种惨不忍睹的画面：山西南部的小麦全部枯死，山西省的树皮草根，在1877年就全吃光了，灾民多达五六百万人。直隶六十三个州县受灾，灾区的儿童瘦到皮包骨头，因为长期吃杂草导致肚子膨胀。逃荒的乞丐塞满了直隶周边官道，场面“倒毙满路”。山东八十二个州县受灾，以至于“哀鸿遍野，满目凄凉”。河南八十七个州县受灾，怀庆以南四百里的野草全部吃光。帮办河南赈务的大臣袁保恒刚进河南，就看到黑压压逃荒的灾民……
紧跟着饥荒到来的，还有恐怖的瘟疫，受灾各省“灾后继以疫疠”，死于瘟疫的百姓多达“十之二三”。许多灾区更成了动乱不断的人间地狱，抢粮动乱此起彼伏。以《光绪东华录》等资料估算，至少有两亿国人卷入了这场灾难，流民人数多达两千万。死于灾荒瘟疫里的百姓，人数也在一千万人以上。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数不清的人间惨剧。
那么，为什么这场灾荒，会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
直接原因就是天灾，从1875年起，晚清王朝就遭受了酷烈的极端天气，东南各省持续水灾，北方各省却干旱无语，就连西南的四川等省，后来也是“禾苗焚稿”。蝗灾等天灾也紧跟着爆发。汹涌逃难的难民，更令瘟疫加剧传播，于是，就有了煌煌史册里，那些并不遥远，却不忍猝读的记录。
但比这些天灾更严重的，是丁戊奇荒里的人祸。
实事求是说，对于这场灾难，当时的晚清政府，也是全力在救。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五年，清王朝平均每年都调拨给灾区十七万石漕米，还每年额外调拨五十万两白银用于灾区赈济，可把灾情折腾到水深火热的，恰是清王朝自己的苛政。比如“国产鸦片”政策，受灾的陕西山西等省，多年来都被清政府强制推广鸦片种植。山西一个省，就有六十万亩土地用于种鸦片，以至于粮食大量减产，面对突发的灾情，官府拿不出足够的救济粮，只能干看百姓饿死。
如此恶性循环，也正如晚清名臣张之洞的一声叹息：“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
而且，即使灾情如此严重，清政府一边发着救济，一边横征暴敛不停。比如各省的“征粮酿酒”政策，由于关乎朝中官员的“饭银”，所以一度依然强征，大批本该救济灾民的粮食，就这么变成了官员们餐桌上的酒。直到灾情越发严重，清王朝才把这恶政停掉。但修建西太后颐养宫殿等“采办”，清王朝却借口“已有定例”，照样往灾区玩命强征。惨重的灾情，就这样火上浇油。
更堪称人祸的，还有灾区各地官员的表现。为什么一场旱灾，就能让各省损失惨重?恰因各地官员的昏聩行为。比如直隶地区，在大灾爆发以前，当地的五条大河和六十条支河，全因年久失修而报废，以至于“旱则赤地千里”。更让人不齿的，还有那些发国难财的贪官们。大臣阎敬铭视察山西石门灾区时，惊见当地饿殍遍野，幸存者皮包骨，可官府里的赈灾粮堆积如山——原来所谓赈灾粮，早被当地地方官划入自家腰包，就想趁大灾卖高价。
如此景象，在当时北方各地灾区，也只是冰山一角。持续四年的大灾里，各地的贪官们挖空心思，除了操纵地方粮价牟取暴利，甚至还“吃灾卖荒”，借着灾情大肆吞并土地。灵丘县的官吏甚至还和人贩子勾结，把当地妇女儿童卖到他乡，仅是衙门的账薄上，就有十万妇女儿童被拐卖了。凭着这“惨酷”的天灾，好些官员捞够了油水，成功一夜暴富。他们脑满肠肥的背后，就是上亿的灾区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惨景。
腐败猛于天灾的历史教训，看过“丁戊奇荒”的历史往事，点点滴滴，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