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翻开任何一部有关中国过往的历史书籍，你猜一下哪些地方会一定出现?没错，那一定是包含各种风情名字绝对不同的各种大小寺庙。说起这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寺庙，我们一直认为它只是为传扬佛道儒学而立的。但真实的历史告诉你我，其实真的不一定。
寺
大家都知道其实说起历史上最有名的寺，那就是朝廷衙门大理寺，它可是从汉以后一直存在了一千多年。据《汉书》载：东汉末年即公元213年，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立魏国，魏国置六卿，大理为六卿之一。其实汉制中规定诸卿的办公机构称“寺”，大理的办公机构自然称为“大理寺”。而在这之前，位于许都的汉朝廷立有廷尉寺。所以公元213至公元220年之间，其实中原大地位于许都的汉朝廷尉寺与位于邺城的魏国大理寺是并存的。这就说明寺这个名称作为官方管理机构那时就存在了。
大理寺
我们再来看看佛教中国中历史上最早立的寺是什么时候?大家也许都知道传扬佛学的地方叫佛寺，宣扬仙道的地方叫道观。而象征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地方则是庙。西晋有《译经记》载：公元68年洛阳城边始兴白马佛寺。后南朝的《高僧传》、北魏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以及北齐的《魏书》等都对这华夏第一佛寺作了追述。
洛阳白马寺
就是《译经记》首次记载时都比白马寺的兴建年代晚了200余年，这样的史料就很难让人信服了。我严重怀疑这是不是历史上某些人有意为之?因为作为王朝管理机构的寺在公元213年左右才在史料文献中正式存在。况且《译经记》中也承认是西晋时才改名为白马寺的。我想这佛学教派人士完全有可能，借助朝廷寺以下的各级地方管理机构去推广自己的佛学。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首先就要对自己佛学第一个传扬点进行更名以扬名气。
洛阳白马寺
我知道这样空说亳无意义，历史是要讲真凭实据的。在此我们就以巴蜀川渝中部地区历史上建立的昌州历史来说吧!据《昌州静南志》载：公元756年安禄山爆发大规模反叛行动后，唐玄宗李隆基不得不逃往成都。唐玄宗李隆基逃到成都后就想以巴蜀天险拒叛军安禄山。他就有在巴蜀兴皇城准备东山再起的打算。当然地处平原上的成都城无险可守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带领随从紧急寻访川渝中部地区的山川，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块理想的地方。
川渝中部民居
不一日玄宗李隆基就来到了今天川渝交界九龙山那个地方，他站在最大的那个龙头山头，望着不远处朝着自己跪拜的八个龙头山梁只能兴叹：只可惜只有八个龙形山头，要是再多一个就好了。殊不知自己站的地方就是最大的龙头呀!相传恰好此时传来太子肃宗已继皇帝位。此时的玄宗一听知道一切都不需要自己劳神了。玄宗深叹只是可惜了这样一个好地方。于是很快玄宗在此兴九龙寺。当然九龙寺是不是真的由玄宗当年主导而立?这确实找不到任何史料文献为证。
昌州九龙寺
但有史料《元和郡县志》载玄宗一回到长安，就立马指示资州人左拾遗李鼎祚向肃宗建立蜀中兴昌州。肃宗本来对玄宗是孝顺有加的，要不他就不会将玄宗从巴蜀接回长安了。所以玄宗的建议他肯定是毫无异议的，于是左拾遗李鼎祚得到肃宗的首肯后，立马就回到蜀中开启了相关昌州地及辖县的划地工作。而其昌州府衙及首先昌元府衙均同时设在九龙寺，州县同治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当这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左拾遗李鼎祚立马就将批文报告了朝廷，唐朝廷在公元759年正月十五上元节，也就是朝廷新年上班的第一天就毫无异议的批复了。这其中也有谁都不敢驳太上皇玄宗的面子有关。
河包白马寺
但是玄宗的面子在大唐虽然够大，但在当时南蛮人的眼里屁都不是。所以当时昌州立立马就遭到了南蛮人的进攻损毁。于是同年，州县同治的昌州昌元府，不得不东迁白象寺。险防不固的白象寺也没维持多久，就喊抵挡不住南蛮人的进攻了。最后没办法，昌州昌元只能在同年底分立。昌州府迁静南境白马寺与静南州县同治。但就是这样也没能逃过最终两年后被南蛮人彻底损毁的命运。而再向东迁往金银冲金银寺的昌元县府，也没能逃脱厄运。公元775年昌州在大足境玉龙寺再立，同时设永川县，由此昌州三县变四县。昌州新立时，静南在白马寺原址重建报恩寺，昌元县府也向北迁建在古昌百合寺。后来静南县被裁拆，其地划入三县。
历史上的昌州城
从唐以后昌元、大足及永川三县的建制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但是奇怪的是，记载三县县府衙门所在地的历史文献均是明清新城才有记录，以前三县均无任何记录，那怕曾经的迁移痕迹都难找寻。但作为历代地方县志，从唐以后昌州地面上的许多寺的兴废，则是基本毫无遗漏地记了个周全。我想是不是王朝从汉时有大理寺后，全国许多地方也有许多寺在各地实施同样的管理职责?至于在民间很少出现的，代表儒家王权的文庙，更是被各大地方史志排在了首位。
河包重建的报恩寺
作者史宗有巴蜀最后有话说：难道真的如我想的那样?在明清以前，还没有大规模兴建小县城之前，所有的基层社会管理者，均是在寺里办公?还是本就在寺里办公，后随着各种小城的兴起，办公地点逐渐向城市转移，闲置的寺就逐渐被僧人占为了传教圣地?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推断，一切还有待多方论证才行。(本文参考文献有《汉书》、《旧唐书》、《译经记》、《元和郡县志》、《昌州静南志》及《荣昌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