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士是汉代的一种社会身份的称谓，意为不为官不当政但是怀揣德才的知识分子，简而言之就是民间知识人。而在史料记载中，伊尹、姜太公等人就是著名的处士。
在《史记》中有一段东方朔对于处士的描述，其中有一词“块然独处”就是对于处士特性的描写，同时也是处士称谓的由来。当然处士是不参与政事的，但是“议士”却是参与的，这就是处士的参政路径，从处士成议士。
先秦时期“处士”居多，在历史舞台上表现活跃，秦朝统治者认为这一现象不利于国家稳定，对处士横议进行遏制
在战国时期，因为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但是在混乱之下孕育着的就是活力和精彩。在那一时期，处士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对于当时处士盛行的社会现象
《孟子·滕文公下》中曾经有所描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当时有名的处士有燕国处士田光，有楚国处士孙叔敖，各国处士在各地游说，文化呈现出极度繁华多样的态势。
但是在秦国一统六国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处士横议的社会风气带来了思想和精神的大解放，这使得文明走向了繁荣发展的一面。
但是秦朝却认为这种纷杂繁荣的文化背景不利于国家的大一统以及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秦始皇想要改变这一现状。
在《史记》中这样记载着：“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
在秦朝看来，周朝的灭亡的缘由之一来源于处士横议，因此控制人们的言行，并且做出了焚书坑儒的残暴行为。
但是这种行为只是一种极为简单粗暴的文化专制行为，它事实上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而作出的愚蠢的行为，因为人是注定要进步要学习的，因此秦朝的焚书坑儒行为在后世被广为诟病，想要压制思想和控制舆论的本质而受到一致的指责批评。
汉朝的文学家贾谊曾经论述秦焚书坑儒的祸害，并且认为这也是秦朝灭亡的缘由之一，从他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汉朝的主流思想家对于秦处理纷杂思想流派的方式是不赞同的，汉朝的主流观点对于处士的存在至少没有持有反对态度。
汉武帝前期，处士身份逐渐提高，察举制度的完善，使得处士转向议士的参政路径逐渐变得明朗
在《史记》中曾描写过一个小故事，一位深谙黄老之术的处士王生曾经被诏往宫中，在期中恰逢他的袜带松了，但是他却要求廷尉张释之为他系上，张释之随即跪下为他系上了袜带。
在史书中并没有这位王生的精彩言论或者政绩，由此可知他很可能并不是极度出色的人才，也没有为国家做出过什么重大的贡献，当时他也不是官身，但是他敢让廷尉为其系袜带，并且廷尉照做了，从此可以看出当时处士的地位之高，以及官宦人士对于处士的尊重。
在汉朝，处士的地位崇高也是因为处士转向议士的参政路径逐渐变得明朗。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处士参政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汉书》曾经用“异人并出”来描述汉武帝时期人才辈出的现象，从抗击匈奴的卫青到儒学大家董仲舒，从文章大家司马相如到一代名臣东方朔，这些人都谱写了汉武帝时期光彩照人的篇章。
同时在汉武帝前期，因为察举制度的完善，处士进入仕途的道路也更加明朗。察举制度分为“贤良”和“孝廉”两部分，其实早在汉文帝时期就已经出现，著名贤臣晁错就是通过察举制度中的“贤良”之选选举出来的，经过了皇帝的亲自测试。但是那时的察举制度并不完善，关于选举的时间期限或者的录取的人数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在汉武帝即位之处，就立即下令让地方官员选举贤良人才，并且在六年后再一次下令举荐人才，并且就在这一年下令规定了察举制度录用的人数，从此开始察举制度逐渐成为汉朝选举人才的官方制度。
自此以后汉朝的学术和政治都进入了新的纪元，因为察举制度为学术界和政坛开始贡献新鲜血液，同时为民间知识人的前途指定了一条更为光明的大道。
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思想，处士进入仕途的渠道也逐渐闭塞，处士变为议士的机会也大大缩小
在汉武帝后期，皇帝开始重视儒学，在正式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派更是走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而其他思想学派则被归为“乱国政”一派。因此儒家处士可以单独列出，和其他诸子处士这一巨大群体相比是并列的。
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这必然代表着其他流派思想的没落，他们在“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下逐渐边缘化，逐渐成为非主流思想。
在《秦汉史》中有关于当时诸子学说处于微末的描写
“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彰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
在那一时期是其他百家流派的确处境艰难而且尴尬，其他诸子处士的社会地位肯定不太高，处士进入仕途的渠道也逐渐闭塞。
相比之下，儒学则是发展得风生水起，因为在汉武帝之后，汉朝的官学和私人教育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使得正统思想儒学得到了最大范围的普及。
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使得太学兴起，后来又有皇帝亲至太学讲课，参加听讲的儒生不计其数，甚至当时的匈奴贵族也曾多次来到太学学习儒家思想。在太学极盛时期，太学的学生能够达到三万人。
当时不仅仅是太学盛行一时，私人教育也是办的红红火火。许多私人教育都是由当时的名士置办的，因此吸引了成千上百的人纷纷前往。比如当时的申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鲁地，开始置办私人教育，平时并不外出，而消息一出吸引从远方到来的学生多达一千人。
这种学校教育的兴起也打破了处士们传统生活习性，因为处士们之前大多都是隐逸于山林，并且是少与人交往的人士。同时因为教育的兴起，当时的行政机构容纳不下那么多的处士，因此相应地录用比例有所缩小，而处士变为议士的机会也大大缩小。
东汉晚期，处士和议士概念剥离，处士站出来对昏暗朝政进行抨击，再次形成处士横议局面
虽然处士有机会成为议士，但是事实上机会并不是很大。在古代有学者将处士和议士分离开来，默认这是两种人群，其实就是在表达观点：处士很难成为议士，大多数是没有参政资格的。
而在《史记》中，西汉名臣东方朔也曾感慨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 。”
可以看出哪怕是在汉武帝时期，处士不被朝廷录用也是常态。
在东汉晚期，因为东汉桓帝、灵帝两朝昏庸无道，亲近佞臣，宦官当道，于是处士们群情激昂。在这种政治局面和国家安全出现危机的时刻，舆论环境变得空前活跃，于是处士们再次站了出来，重新开始点评时弊，议论朝政。但是这种行为都是发生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只有在野的文人即处士参与。
而在政治体制内之内的文人们也拒绝和佞臣合作，以和宦官为伍为耻，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了朝堂内的一股清流之风。
在东汉桓帝在位期间，因为李膺拒绝和宦官合作，从而被他人构陷，称其和太学游士等人勾结，结为朋党，妄图攻击朝廷，因此和李膺有关系的一干士人全部被捕入狱，虽然后来得以释放，但是仍然禁锢终生，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各个阶层的文人都义愤填膺，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抨击当时当政的宦官群体，这些人团结在一起，构成了一股巨大的舆论压力，联合起来批评当时的黑暗政治。
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当时处士横议局面的形成，但是这种局面形成的根本缘由是社会环境的推动，是当时时代背景的产物。
从一开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到东汉末年的处士横议，似乎是一个历史倒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是从一个混乱时代到下一个混乱时代极易经历的历程。
处士到议士的变化也是时代背景的产物。在战国时期，政局动荡，中原仍然处于四分五裂，没有管制和可行的机制，处士自然无法变成议士，处士横议的现象自然也是盛行一时。
秦朝的管制太过严厉，因此在汉朝时期，社会的管制变得宽松，处士开始崛起，地位开始提高，处士变为议士的渠道增多。
等到汉朝繁盛时期，封建统治力量开始加强，管制也开始加强，处士变为议士受到的限制也自然增多。等到东汉末年，封建力量再次减弱，言论也就再次变得更加自由，处士横议的现象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