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一直都是统治思想，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阶层以儒家思想统治人民，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以饱读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走进朝堂。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统治人民，为历代帝王借鉴与承袭，可见，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按理来说，儒学应该受到每个朝代统治者的推崇才是，可是，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元代，儒学非但得不到推崇，反而备受抵制。在元代，全国的职业分为十个等级：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级，“九儒十丐”的说法几乎贯穿了整个元代，可见，儒家思想在元代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上层统治者废儒，读书人弃儒，可以说，儒学在元代近百年间，几乎是断层的。
在这里，需要明确一点就是：抵制不是说完全不用，只是不作为统治思想，且统治阶层不推行这种思想而已。很多事实也能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窝阔台执政时期，就曾经在朝中设立了一部分儒士官员，而且，在“附会汉法”的基础上，大幅度进行改革，朝廷始终坚持“外汉内蒙”的政治方针，当然，也聘请儒士，为儒生减免赋税等等。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虽然在元朝受到了抵制，但是，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放弃儒学，并且，还形成了表面上的“蒙汉一家”。
那么，元朝的统治者，为何要抵制儒家思想呢?
首先，元代的建国形势独一无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算比较特殊的一个朝代，之所以特殊，除了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征服中原的王朝之外，还在于它征服中原之前，已经牢固控制了自己的大后方，整个塞北都臣服于它的统治之下。
在广袤的塞北大地上，少数民族众多，并且，多数是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体文化。在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朝代下，汉文化及文人士大夫的命运可想而知。
其次，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本身文化上就和汉文化相去甚远。草原文化是元代统治者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文化，是很难被改变的，所以，在他们统治下的元朝，肯定首选自己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统治文化和统治思想了。儒家思想，说白了，就是汉民族的思想，必然会遭到元代统治阶级的抵制。
甚至，为了将自己的民族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实现“去民族化”的政治目的，忽必烈甚至还让国思创立了“巴思文”，甚至，想要“以蒙古文字为重，欲令天下臣民皆习蒙古语，通蒙古文”
最后，儒家文化在建国初期，跟统治者的统治意图不相符合，必然遭到统治者的抵制。元代统治者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几乎都是在抢夺，很明显，在元人的眼里，真金白银才是他们看重的，而儒家思想在宋代已经开始主张“重义轻利”，很明显与统治者的统治意图相违背。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思想，在元代遭受抵制，就是很正常的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础是很难被改变的，而统治阶级的文化基础，几乎奠定了一个朝代的文化思想。元代本身就是以游牧的草原文化为主体，是很难接受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正统思想的。同理，儒家思想是汉民族的主体思想，被汉民族拿来作为统治思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元代之后的明代，就应证了这一点，而儒家的统治体系也由明代开始恢复。
明太祖朱元璋，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代还未建立之时，就已经开始有意识的重建儒家的统治体系。“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子标受经学。”让世人看到儒学的地位和重要性。到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并且，极度推崇孔子，曰：“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明太祖的这些举动，让我们看到：明朝虽然还未建立，但自上而下，已经形成了学习儒学之风。自此，阅读古今典籍、推崇孔子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在悄然盛行。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广招天下儒士，并且，把科举考试当成了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完善科举制度，以“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内容，要求“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又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积分。其法，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第一道，判语二条。每试，文理俱优者与一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纰缪者无分。岁内积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业。如有才学超异者，奏请上裁。”
这其一系列的举措都说明了，在明朝，儒家思想已经逐渐恢复了它的统治体系。而我们也看到了，明代恢复儒家的统治体系，对明代的政权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永乐盛世”、“ 万历中兴”等盛世局面的出现，就是明代恢复儒家思想统治地位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所以，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