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吉士”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官职，而是类似于现在的“博士后”，它表示的是一段工作经历。《明史.职官志》载：“庶吉士，读书翰林院，以学士一人教习之”，庶吉士就是在翰林院读书的，由翰林院学士负责教导。
如此，作为一个不是官职的“庶吉士”，他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品级之分。
当然，“庶吉士”虽说没有品级，但也不能说他就不重要。实际上在明清时期，“庶吉士”作为科举中最优秀的一批读书人，他们的前途绝对是不可限量的，首先被选为庶吉后，也就意味着他成为了天子近臣，由负责起草诏书，为皇帝讲解经籍之责，再是有了庶吉士这个身份后，他的仕途将比其他非庶吉士的进士更为的坦荡，如明大学士徐溥所言：“自古帝王储才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庶吉士是明清两朝储养人才的职位，是着重培养的对象，是朝廷基石所在。
尤其是在明朝，《明史.职官志》载：“自成化时，周洪谟以后，礼部尚书、侍郎必由翰林，吏部两侍郎必有一由于翰林”，就是说自成化后，礼部尚书、侍郎必须由翰林出身担任，吏部侍郎也必须有一位是翰林出身，当时明廷在翰林出身的官员中，会优先挑选即是翰林出身，又是庶吉士出身的官员，也就是说担任过庶吉士的翰林，他担任尚书之职的机会要比不是庶吉士的翰林来得高。同时明朝的庶吉士还是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如首辅杨廷和、首辅张居正等皆是“庶吉士”出身，而据《明史.选举志》所载：“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
讲到这里，或许还有人不太明白，为何“庶吉士”能如此重要呢?他们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呢?这里我就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个官职。
“庶吉士”，亦称庶常，源于《书经.立政》：“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中的“庶常吉士”，周秉钧释：“庶，众也。常，祥也。吉，善也。庶常吉士，言上列各官皆祥善也”，简而意赅的说就是才德兼备之人。
“庶吉士”作为一个职位，始见于明洪武年间。《明史.选举志》载：“(洪武)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洪武十八年，明朝开始选新科进士入翰林院、承敕监学习政务处理，曰“庶吉士”。
当然，洪武时期，“庶吉士”非翰林院专属，在承敕监观政的进士亦可为庶吉士，直到永乐二年，庶吉士开始专属于翰林院。《明史.选举制》载：“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永乐二年，朱棣着解缙“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挑选出29位才德俱佳的二甲进士入翰林院文渊阁学习，充任庶吉士，这29位中有数十位在后来都成为栋梁，如王英、王直、段民、周忱、陈敬宗、李时勉等，皆为当世名臣。
“庶吉士”在人数上并没有限制，“翰林院……史官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无定员”，只要朝廷认为他有才学，就可将其选拔为“庶吉士”，反之如果朝廷认为，新科进士中没有才德兼备之人，亦不会防水，如永乐十三年乙未选“庶吉士”六十二人，可到宣德二年丁未却只选了邢恭一人做庶吉士。由此可知，在选拔“庶吉士”一事上，明廷是十分严格的。
此后，被选为庶吉士的进士会在翰林院由学士负责教导三年，三年后进行考核，谓“散馆”，“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明史.职官志》)，成绩优异留任翰林，原二甲进士出身的授正七品翰林院编修，原三甲进士出身的授从七品翰林院检讨，成绩较差的，则离开翰林院，或授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或授州县官。
明亡，清建立后，虽改朝换代，但“庶吉士”的制度依旧被清廷所沿用，“顺治三年，世祖始策贡士於廷，赐一甲三人傅以渐等及第，简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清史稿.选举志》)，顺治三年，清朝开始从进士中选拔庶吉士。不过清虽然依然是沿用庶吉士制度，但在细节上同明朝有些较大的变化。
首先，在清朝，庶吉士虽也是依才能来进行选拔，但却有了限制，“(顺治)九年，以给事中高辛允言，按直省大小选庶吉士。直隶、江南、浙江各五人，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四人，山西、陕西各二人，广东一人，汉军四人”，自顺治九年开始，庶吉士的选拔已各省的大小来进行人数限制，其中直隶、浙江、江南(安徽、江苏)5人，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4人，山西、陕西2人，广东1人。也就是说在殿试后，比如浙江籍进士充任庶吉士的最多五人，而陕西籍进士则最多2人。
再是清初，庶吉士并不归翰林院管理，而是归内翰林宏文院管理，《清史稿.职官志》载：“庶吉士旧隶内弘文院，后设本院，始来属”。直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重设翰林院，由此庶吉士再次归翰林院管理的。此后，康熙年间，庶吉士的被管辖权曾历经数次的变动，直到康熙九年(1670年)，庶吉士归翰林院管理才成为定制。
其次对于“庶吉士”的选拔，清朝较之明朝更为的严格。“(雍正三年)殿试后，集诸进士保和殿考试，仍令九卿确行保举。考试用论、诏、奏议、诗四题。是为朝考之始”，自雍正三年开始，除一甲外，二甲、三甲进士要想被选为庶吉士，则需再通过一场考试，即由皇帝亲自举行的“朝考”。“殿试传胪后三日，于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专为选庶吉士而设”，朝考举行的时间就在殿试传胪第四天，这一天皇帝会亲临保和殿，对二三甲进士进行考核。
此后，朝考通过者就可为“庶吉士” ，其余则实授六部主事、中书、知县等职。
最后，相对于明朝，清朝多了一个特有的“庶吉士”，那就是“翻译庶吉士”。当然此“翻译”非彼“翻译”，它指的是从清朝科举考试中特有的“翻译科”中产生的“翻译进士”所选拔而出的“庶吉士”。
“翻译科”是清朝科举中为八旗特设的一个考试科目，仅限满蒙汉军之八旗子弟参加。“翻译科”源于顺治八年，这一年顺治举行八旗乡试，专供“不能汉文者”的八旗子弟参加，当然顺治只举办了二届，之后并废除。康熙初年，复行翻译乡试，史载：“自满、汉合试制举文，罢翻译科。雍正元年，诏八旗满洲於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
当然康熙年间，翻译科是时废时置，不成定制，直到雍正登基时，因清朝统治中原已过百年，此时天下虽已牢牢被清廷所控，但曾经不可一世的八旗却日渐腐朽，文武皆不行，因此朝堂上汉人的势力开始隐约有压倒满人的苗头。于是为了充实满人在朝堂上的力量，雍正皇帝开始正式推行“翻译科”这一为八旗子弟特设的科举考试。
“翻译科”参照“进士科”的科举考试，依次设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当然在实际上的运行中，“翻译科”并无殿试，只有童试、乡试、会试三级，而之所以会省去殿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考的八旗子弟不足，“然会闱自五十三年讫嘉庆八年，仅一行之，犹不足定例六十名之数”，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八年，参加会试的八旗子弟不足六十人，因此本来能通过会试的就很好，如果再举行殿试，恐怕能被录取的八旗子弟会更加少。
如此，清朝历代皇帝多数都因此而废除殿试，如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下诏：“今年翻译会试……此科人数甚少，不必举行殿试，俱著赐进士出身”，即不举行殿试，只要通过会试就即可为进士。
当然在道光之前，“翻译科”是没有充任庶吉士的先列的，当时清朝皇帝选庶吉士只从“进士科”选出，而不会从“翻译科”选出。“道光八年，罢翻译同考官，末年始有用庶吉士者”，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道光下旨：“因思翻译为满洲本业，均应随时学习精熟……升途较隘。若将此项人员转入翰詹衙门，令其专心学习翻译”，此后清廷才有了从“翻译科”选拔庶吉士的定制。
就在这一年，清廷正式从“翻译科”进士中挑出一到二名充任“翻译庶吉士” 。六月初十，道光就从新任的翻译进士中选出了2位庶吉士，“桂丰、广凤……庶吉士用。佛尔果春、昆玉……以六部主事用”。
总得说，清朝与明朝的“庶吉士”制度虽有所变动，但相同的是，明清皇帝对于“庶吉士”的选拔都极为重视，都会亲自亲临考场，去选拔出除一甲进士外，最为优秀的一批进士，此后对他们也是进行重点培养，由翰林院学士亲自教导，毕业后就算再差，也是一县的父母官。
明时“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清时“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庶吉士)选，其馀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从明清的记载中就可知，明清时期庶吉士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可以说，在明清皇帝的眼里，庶吉士就是未来的朝中重臣，是国家统治天下的根基所在，他们给予了庶吉士非常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