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周天子依然享有并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但这一切都在周幽王时期画上了句号。
周平王东迁都城以后，标志着东周开始，当然也是春秋战国的开始，此时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正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不过当时的中原各国也因各种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于是诸侯国之间出现了相互攻伐、争夺霸主的局面。
而正是由于各诸侯国的兼并与争霸，加快了各个地区统一的进程，所以又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接下来全国性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兵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有活力的时代，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那么为何说春秋战国是开放的呢，它的开放又表现在哪些方面，这种开放和经济发展又有何关系?
本篇笔者就从政治宽松、思想争鸣、文化繁荣三个方面来阐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开放，进而说说这种“开放性”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关系。
政治宽松。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篇》
意思是说，社会有秩序的时候，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决定，但是一旦这种秩序被打乱，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的决定权都在周王室分封的诸侯手里了，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
此时，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日渐崩溃，进而导致了维系社会稳定的分封制也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西周以来的由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也随之成为了泡影。
诸侯开始争霸，春秋霸主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周天子能做的，只是干瞪眼，各个诸侯国为争夺地盘和人口，早已不顾昔日的“礼制”，毕竟在乱世，生存才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正如西汉刘向在《战国策·序》中这样描写这段时期：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
当然这只是“国际环境”，而各个诸侯国内部，情况也不乐观，《左传·昭公三年》记载：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这段话是晋国叔向与齐国晏子讲述晋国内部的情况时所说，也就是说晋公室已经到了末世，百姓听到了国君的命令，那就像躲避仇敌一样，原本的贵族已经成为了低贱的吏役，有如此多的贵族落魄，足见当时晋国内部时局的动荡程度。
晋国只是这些诸侯国中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其它诸侯国内部情况也不乐观，正如晏子所说齐国的情况，即“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也就是说齐国内部的田陈势力已经做大，取代姜氏的政权也只是时间问题。
由此可见，诸侯国内部原本的旧贵族已经势微，而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新旧贵族的相互对立的情况下，原本禁锢人们思想的政治，开始走向了宽松自由，人们的个性也因此得到了大解放，而政治上的宽松自由主要表现在行动上的自由和言论上的自由。
行动上的自由。
周既不纲，权利四散，游士学者各称其道，其所以得以横行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它而已。——《论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
在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中，士人可以择主而事，谁供养他们，谁赏识他们的才干，他们就为谁积极出谋划策，合则留，不合则去，朝秦暮楚也是一种常态，正如上述梁启超先生所指出，则是说明了士子在行动上是自由的，至少他们可以“各称其道”，亦可以“横行天下”。
春秋五霸
于是乎，在春秋战国时期，齐人可以去魏，魏人可以入秦，燕人可以南下，而楚人亦可以北上，人员流动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看游士的心情。
言论上的自由。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
奴隶制对于民众的压迫不单单只是在于身体上，还在于精神上，而言论自然也不会自由，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的宽松，让言论也得到了解放，上述引用则是庄周对于当时社会的不满，并直呼窃国者为诸侯。
如果说庄子这种言论还算含蓄的话，那么孟子说的则更是直白了，孟子在魏国时对梁襄王就十分看不上眼，于是他便毫不客气地对梁襄王进行了一番评价，即“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出自《孟子·滕文公》)”，意思就是说梁襄王从远处看那就不像一个国君，走近了看也没什么能让人敬畏的地方。
春秋战国时期的竹简
当然，这些有才之士在行动上和言论上的自由，也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思想争鸣。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政局动荡不安，而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也只是天方夜谭，尤其官府没有确切地政策来限制言论，这种大背景下，导致了这时期在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
在当时形成了几个官办的学术中心，而其中又数齐国的稷下学宫最为出名，而它亦可以看成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上百家争鸣的缩影，比如上述《史记》记载，意思是从邹衍到齐国稷下的诸多学士，如淳于髡、慎到等人，各自著书立说谈论国家兴亡治乱的大事，用来求取国君的信用，这些又怎能说的尽?
稷下学宫广泛招揽各方游学之士，无论各家各派均可在稷下讲学，并且来去自由，当然只要来，齐国就给优厚的待遇，即“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正是由于这些待遇，使得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了当时学术的中心。
百家争鸣的代表人物
在这里，学术上数家并存，各派平等，尽管在政治见解上有所不同，但统治者却不以自己的好恶而进行褒贬，更不会对这群士子施以政治上的高压，也就是说，稷下学宫在当时对于士子来说，是一片理想的乐土。
当然，稷下学宫内的学术“争斗”是很剧烈的，毕竟不同派别的士子，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的思想，于是激烈的辩论自然好不了的，而辩论内容也是十分广泛，学术观点、政治主张、现实矛盾、甚至哲学思想等等都有涉及。
比如在这里出现了“天人之辩”、“王霸之辩”、“世界本源之辩”、甚至还出现了“白马非马之辩”等等，这些思想上的碰撞，不仅丰富了古代的学术思想，而且开放了人们的视野，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此外，这些不同的学派之间虽然主张不同，但却相互渗透和吸收，相互促进，不能独立存在，正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论语》
而正是由于思想上的争鸣，导致了文化上也出现了大繁荣，笔者接着论述。
文化繁荣。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汉书·艺文志》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汉书》所记载，那时期出现的诸子多达189家，著作多达4324篇，不过这一百多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即儒、墨、道、法、杂、名、兵、阴阳、纵横这九家，后来小说家又被列入其中，并称为“诸子十家”。
这时期涌现出来的这些派别，都出现了杰出的代表人物，儒家：孔子、孟子、荀子，道家：老子、庄子，墨家：墨子，法家：商鞅、韩非子，杂家：吕不韦，名家：公孙龙，兵家：孙武，阴阳家：邹衍，纵横家：张仪、苏秦。
《孟子》
这些代表人物，大多还都擅长著书立作，而正是这些传世著作，再次向我们诠释了当时文化的繁荣和空前的开放，诸子百家的思想，几乎都是发源于这一时期，整个文化领域表现出了大繁荣的盛况。
这不仅在先前以及后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极为罕见，而且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富有原创性的巅峰时期。
政治上宽松、思想上争鸣、文化上繁荣，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开放性”的体现，而这种“开放性”与经济高速发展也是相互促进的。
经济发展。
上文笔者已经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开放性与经济高速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其主要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开放性”，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和活力，对此，我们接着论述。
先说农业。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变化上，具体来说，就是铁农具的出现和逐渐普及，春秋前期和中期已经有了铁器，但还不普及，而到了春秋末期，铁器开始多了起来，而伴随着铁器的增多，铁农具也开始普及并被应用于农业生产中。
其次牛耕的出现和推广也促进了农业进步，尤其是耕牛配上铁犁，这一耕作方式，在我国持续了几千年，甚至在笔者小时候，也曾见过这种耕作方式。
铁犁
此外，在这时期，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的修建，比如说西门豹在邺修建了12条水渠，到了战国后期李冰父子的修建的都江堰和郑国在关中修建的郑国渠，这些都促进了农业发展，当然也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家庭经济模式的诞生，这也促进了政治上的变革。
再说手工业。
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出现并没有导致青铜器走向末路，反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时期还出现了很多精美的陶器、丝织物、漆器，这些文物更是让人们见识到了古人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
制盐业也在这时候得到了发展，比如说晋国在选择国都时，就有大臣主张迁到靠近盐业生产的地方去，齐国更是靠着“渔盐之利”，成为了东方大国，而齐桓公小白也因此得以成为春秋首霸，此外，《华阳国志》还记载了李冰在四川已经开始了井盐的生产。
后说商业。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因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鼓励发展商贸活动的，齐国更是把工商业视为国家的根本，正如《管子·轻重乙》记载：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这则是齐国吸引外商的办法，即为商贾修建客舍，最终让商贾归之如流水。
郑国也十分重视商业，并且给了商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在其它的诸侯国中，重视商业发展的记载也比比皆是，如晋国业采取了“轻关易道，通商惠农”的措施。
范蠡雕像
也正是因为商业的发展，这时期还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大商人，比如说春秋战国之交就有子贡和范蠡，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孔子对于子贡经商，那是提起来就生气并且“赐不受命”，不过子贡却依然我行我素，做到了“亿则屡中”，也就是说子贡总能赚到钱。
范蠡更是大商人人中的代表，而后世把有钱人称为陶朱公，也就是因为范蠡的缘故，正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硃(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遂至巨万。
此外，商业上各诸侯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也很频繁，打破了地域界限，各地的物产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左传·襄公》有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就反映了楚国优质的木材和皮革被输入到了晋国。
春秋战国乱世的终结者——秦始皇
诸侯国之间的商业贸易活动，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国的政治界限，促进了文化、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和沟通，“四海之内若一家(出自《礼记·王制》)”。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春秋战国确实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政治上宽松自由、思想上百家争鸣、文化上开放繁荣，正是这些“开放性”，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反过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不断促进了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革，所以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到了秦汉之后，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逐渐加强，特权政治逐渐形成，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开放传统也遭受了重创，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数百年内，都未曾出现此等盛况，不得不说，这着实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