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其全称叫做“权知某县事”，又称“判县事”，后世便称之为“知县”。
据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记载，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开始命：“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祐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泛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
这便是设置知县的最早记载和来源。宋代县的长官叫做县令，可往往我们看到史志记载中称之为“知县”，这便是宋代官制的特点。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以大理正、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这种中央行政官员兼任地方一县县令的情况出现。
宋代知县的品级，依据所在辖区的品级而定。有两个特点：一，所在县的行政等级，比如那些赤县(正七品)、畿县(正八品)、次赤、次畿之类的。二，依据所在辖区的人口而定，比如望县(人口在四千户以上)，紧县(人口在三千户以上)。
我们前文提到知县的全称叫做“权知某县事”，意思是说，它起初是一个差遣性质的官，并非真的授予他为县令，但到了后来，就罢免了“令”，专设知县，成为制度，一直流传下去。
转眼到了明清两朝，知县的设置依旧不变，但县的等级划定和县官的品级划定则与宋朝略有不同。明代的知县品级，则是依据钱粮多寡来定官品。“吴元年定天下县为三等，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三万石以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
后来全部改为正七品，相较于宋朝，知县的品级略有涨幅，为从六品，而且，不再以行政等级和人口规模作为定县品级的标准，后来统一改成正七品，消除了许多繁杂和纷乱，相较于宋代，明朝这种制度设计，进步了不小。
清代县的划分，起初也是沿袭明代的制度，分为三等，可在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就已经被叫停。转而实行：“冲繁疲难”这种制度。何为“冲繁疲难”?
根据清代人方菊人著作《平平言》中记载：“地当孔道曰冲;政务纷纭曰繁;赋多逋欠者曰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曰难。冲、繁、疲、难四字兼全曰最要缺;兼三字曰要缺;两字曰中缺;一字曰简缺;四字俱无，曰无字简缺。要与最要皆曰繁缺，中与简皆曰简缺”。
由此我们可知，清代县级政权的划分，主要是由地位位置冲僻、政务繁或简、赋税征收完欠、命案盗贼多或寡作为考虑因素的。这与历代王朝依据人口或钱粮而划分大小有所不同，为什么要实行这套制度?
这种制度，可以使能吏据要地，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达到“人地相宜”，有益吏治民生的效果，也就是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发挥他的最大能力。
这也反映出清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清代是一个高度集权且制度严密的王朝，对于地方权柄一事尤为小心谨慎，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维护吏制完整，也对确保主从关系和掌握绝对权威提供了重要保障。清代知县的品级依旧是正七品，沿袭明代，此后遂成定制。
下面我们讲讲，知县的职权，也就是说，知县都管那些事儿。一，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农业被称之为“本业”，而劝课农桑则被视为“百政之首。例如清代就规定州县的胥吏下乡办理公务不能妨碍农事。
县官本人还有体恤民情，亲自到乡下了解播种收获状况，丰收之际，还要劝民多储集，尚勤俭。劝课农桑关系国家的财政和统治根基，所以尤为重要。
二，受理狱讼。审理案件，受理狱讼是每一个县官的职责。历代王朝规定，不论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先去县衙投诉，不准越诉，县衙也不能无故拒绝受理。
如果案件判决涉及生死，县衙则无权决定，必须上报朝廷。等到朝廷受理批准之后，下送县衙，才能执行。寓伦理教化于狱审判之中，也是古代县官听讼的一个特点。
三，抑豪捕盗。豪就是地方豪强，打击地方豪强，也是县官的职责，比如有明代县令收捕：“豪民宿吏素为民患者、流徙远方、而使境内肃然”。捕盗就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小偷强盗等违法犯罪行为。
四，征税派役。赋税征收和徭役征派，也是县官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赋税征收，关乎国家财政收入，也决定着县官的考核优良，仕途前景。税多则优，税少则良，徭役一事，也是如此。若人丁兴旺，户口则随之增多、徭役征派会随之上涨。对于县官的政绩、也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五，救荒赈灾。古代天灾人祸频发，救荒赈济一事，也尤为重要，救荒赈济无非为以下几种：蠲免钱粮(受灾地区)、举办常平仓(囤积粮食)、义仓(囤积粮食)、放粮赈济。若遇天灾人祸，便按制度实行赈济。
例如州县设立的常平仓、义仓等，大都被挪用或者侵吞。还有就是，距离首都遥远，上报灾情和等待救援浪费太多时间，往往都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六，兴办学校，推行教育。“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历代统治者多把县级学校作为县政和基层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官在本县必须对县学予以财政支持和行政保证，也得监督他们潜心完成学业。
总结而言，县官虽小，却非常重要。历代王朝对百姓的统治主要通过县级政权来实行的，所谓“六部之事系于一人”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