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始于大唐王朝“安史之乱”终结后的藩镇割据削弱了中央集权，在“黄巢起义”后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然而，假如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来看待“藩镇割据”这一现象，便会发现，“藩镇割据”之中，蕴含着中原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的最佳模式!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王朝更迭的历史，由于绝大多数王朝更迭的过程中伴随着饥荒与战乱，造成社会财富的破坏和严重的人口损失、乃至整个文明的倒退，虽然其中也有些许的进步，但总体而言，实际上不过是在一个死循环当中。
诚然，每个王朝的创立之初，那些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开国之君们，无不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想让自己的王朝能跳出循环之外，传之无穷，但事与愿违，无一例外的失败。
不过，结果虽然相同，但过程还是有些不同的，比如，王朝的存续时间方面就有相当大的差距的，最长的周朝存续了八百多年，而时间最短的冉魏和沙陀建立的后汉仅仅几年而已。
从现代人观点来看，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1，边患，即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持续侵扰;2，内忧，中央集权的体制难以有效应对广袤疆域下的复杂现状;3，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解决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是个极其缓慢而长期的过程积累，故暂不讨论。)
周朝旗帜
从结果来看，中原王朝解决边患最成功的王朝有两个，周朝和唐朝，前者是中国历史真正的封建王朝，诸侯国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与游牧民族接壤的秦、赵、燕都能征善战，不但牢牢的遏制住对方的侵袭，而且能够开疆拓土。藩镇割据的唐朝，则依靠藩镇完全军事化的模式，将周边民族控制住。
从王朝的内部治理来看，周朝的分封制将相对广袤的疆土划分成独立的诸侯国，单独的诸侯国疆域和人口都少得多，能够因地制宜采取适合自己的统治模式。唐朝的藩镇割据模式之下，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集中在从西部陇右河西等镇、过关中、再经过河南延伸到长江下游的扬州等地的带状区域，藩镇则掌握着河北、西南等地的军政大权，不需要朝廷的直接管理。
边患和内部治理问题，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即在完全不具备高速交通体系和通讯网络的古代，任何地域广袤的帝国都无法长时间应付复杂的行政军事及社会问题，因为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在响应速度和因地制宜两个方面具有完全无法避免、调和的矛盾。
藩镇割据
以边患为例，游牧民族骑兵越境侵袭，其规模有可能是数十上百的小规模，也有可能是成千上万，边境守军的指挥官必须随机应变，派出不同规模的军队应对，再加上随之产生的后勤保障等等问题，不可能依靠远在千里外的朝廷给出及时、合理的指令，故而只有小规模的地方政权才能最优化的处理。
显而易见，周朝的分封制和唐朝中晚期的藩镇割据模式都是中央集权弱化，地方高度自治的模式，完美地解决了上述弱点。而在两者当中，唐朝的藩镇割据模式还拥有三个分封制不可比拟的优势：1，割据状态的藩镇，其节度使之位实际上是继承制，但名义上仍然需要朝廷诏书的确认，即朝廷对割据藩镇具有有效的制衡手段;2，藩镇内部的百姓仍然认同唐王朝的统治的正统性，割据藩镇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3，大唐朝廷具有处于相对优势的人力物力和军力。河南和扬州提供了充足的钱粮，神策军和西北藩镇驻军数量庞大，远非某个单独的藩镇可比。
周朝在没有前文三个优势的前提下，单纯依靠分封制带来的诸侯事实独立和相互制衡就存续了将近800年，大唐王朝完全有机会在藩镇割据的基础上实现长治久安的，而其根本措施就是优化藩镇割据的模式，而非想方设法来削弱之。例如，将那些割据藩镇的节度使职位继承以诏令的方式制度化，对将割据藩镇之间与朝廷控制地区之间的边境明确划分出来，相互尊重;朝廷将精力放在直接控制地区的治理上;鼓励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开拓开发等等。
可惜的是，对至高无上皇权的迷恋，导致了对中央集权不遗余力的加强，即便是力有不逮都不愿放弃，于是乎便丧失了跳出死循环的机会，从而间接的影响和抑制了生产力提高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