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部落的后裔，炎黄子孙。“汉”原指天河、宇宙银河，《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且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汉族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所谓的“汉人”就是“汉族人”吗?
其实，中国的大部分族群都愿以“汉人”自居。当然，“汉人”这一名号也是始于汉代，因为，在历朝历代中，汉朝对于中国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所象征的不单单是一个政治上的时期，而是将来自不同族群与背景的人群汇集成了一个大家庭的“认同感”。
那么，为什么唐、宋、明等朝代无法做到这些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汉人”并不是对某个族群的定义，“汉人”是建立在文化层面之上的。在此基础上，“汉人”与一些来自海外的族群概念有本质上的区别，例如：日耳曼人、印第安人等，都是以种族和血统来划分的。可是，“汉人”却是以文化来界定的，这种界定方式贯穿了数千年，一直延续到今日。
大家都知道，自刘邦击败项羽奠定胜利基础后，当时的各路诸侯纷纷向刘邦俯首称臣。不过，这时的汉朝只是名义上的，还不算是一个成熟的朝代。哪怕到了文景之治，国内外的形势依然动荡，汉朝的特点还没有突显出来。直到汉武帝登基，也就是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汉朝才展示了它与其他王朝的不同之处。
贾谊在他的文章《论积贮疏》中是这样表述的：“汉被称之为汉，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不过，为什么王朝不能改掉前朝的弊端?为什么还有外敌入侵?为什么老百姓仍活在水深火热中呢?”
当贾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全部得到解决，这才是“汉之为汉”。
从一个地主武装，逐渐转型成汇集各路英雄人物都有资格加入的统治集团，需要一个过程。在汉朝初期，只有有功之臣才有资格担任丞相，什么是“有功之臣”呢?就是有侯爵身份的人。如何获得侯爵身份呢?那就是获得军功或者世袭父辈的爵位。经过很长时间的转变后，“布衣封侯”才成为可能，有能力的人就算没有爵位在身，也能担任宰相。
察举制对于汉朝而言是一项壮举，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这项政策终于出台。于是，全国各地的有才之人有了入仕的机会，也让人才可以前往各地任职，才尽其用。每个郡县都有一定的名额，可以推举人才进入中央工作。虽然，这种察举制仍沿用了“孝廉方正”亦或是“贤良方正”的名字，但是，这种制度已与前朝的举荐制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察举制的建立，意味着汉朝正式从地主武装转型为统治集团，哪怕是地处国家边陲的省份，也有一定的察举名额，可以将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央，统一调配。通过察举制入仕的官员，需回避自己的家乡，不能回到故乡任职。这种规定，有效地规避了地方派系所带来的弊端，并为后世的科举制打下了基础。从这以后，封闭的功臣集团，正式成为各地精英共同治理天下的统治集团。
而这种政治上的转变，正是“汉之为汉”的基本条件。
早在东周时期，中国已迈出了城市化的第一步，商业发展受到了重视，每个诸侯国都有各自流通的钱币。例如，北方流通的刀币、东方流通的布钱、南方流通的元、西方流通的钱。这些货币的兑换比率是怎样的呢?我们无从得知，估计当时的人在兑换货币时，还要参考各地的粮价。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各地市场并没有统一，国内存在独立的多个市场，经济相对分散。
当时的产品均在城市中生产，农村并没有手工业的概念，每个城市都有独立的生产单位。这种低效的生产模式，导致产品只能供应本国的内需，自产自销。汉武帝登基后，因为，每年都会发动对外战争，所以，必须征收大量赋税，来维持军费的需求。为了防止老百姓不交税，甚至，偷税漏税，汉武帝制定了一套最严格的征收条款。
那就是：每个纳税人，都必须如实上报自己的财产，将超过标准的财产上缴。每个人都有资格检举揭发逃税者，如果逃税者情况属实，则告发者可得到逃税者财产的一半，另一半全部充公。在这种高压之下，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告密或者准备告密的人。
不过，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倒也不算是坏事，这种紧张气氛有效地破坏了此前低效的生产机制，所以，手工业不得不转入人口相对稀疏的农村。
在农村生产商品，就必须要农村具备一定的集散功能。因为，农村的手工业产量低下，但农村的数量较多，所以，产品集散机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经济网。自汉武帝以来，全国的经济逐渐被统一，经济得到了整合。直到1840年，中国开启了海禁后，中国的经济网络，始终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得以一统江山的重点。并且，政体可以割据、分裂、被入侵，经济网络却不会。
因为，就算是经济网络遭到破坏，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自我修复”。由于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依存性，所以，经济网络必须得到维护。
所以，统一经济，也是“汉之为汉”的重要一环。
我们知道，汉武帝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挚爱的李夫人亡故后，为了能与她的灵魂相会，汉武帝请了一大批方士，将皇宫搞得乌烟瘴气，就是为了与爱人再次相会。
汉朝初期，全国各地的宗教信仰均受到中央管理，全国各地的神祇都必须在长安城中“备案”。一时间，各路神仙云集长安，他们的神祇集中修建在皇城中，方士、巫师在京城融为一体。王莽篡汉时期，这些宗教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东汉末期道教盛行，全国的民间信仰全部被整合起来成为后世道教的起源。
其实，现在一些民间的信仰方式，祭祀对象，仍与汉朝差不多。在文化层面，随着察举制的推行，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云集长安。长安修建有高等学府，专门对这些人才进行再培养。汉成帝时期，长安的学府中，有超过三万名博士弟子。这些汉朝的“大学生”，大部分在毕业之后回到自己的故乡，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将儒学的种子播撒到各地。博士弟子的出现，是文化统一的重中之重。
东周时期百家争鸣，各类学派游走于大江南北，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文化整合的重要性。随着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成书，这部兼容并包自然、人事等各方面的巨著进一步影响了文化思想的整合。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一部整体历史的构建工程，这一工程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格局。正因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整合，兼容并包的大系统才让汉朝文化增光添彩。
由此，各地的不同族群，都愿意融入到汉朝这一大系统里，从这以后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人仍习惯以“汉人”自居。
“汉之为汉”，就是因为汉朝宽容的发展方针，这种宏大而不自我限制的发展方针，处处体现着中国人广阔的胸怀。面对入侵者，汉朝统治者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因为汉朝皇帝明白，武力终究只是下策，能够用和亲这种怀柔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没必要大动干戈。所以，汉朝与南匈奴之间水深火热的关系才会得到改善，双方才会和谐并存。
张骞出使西域，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开辟了丝绸之路。在面对南越问题上，汉朝同样以武力不如和解的原则，和平解决问题。除了“丝绸之路”外，汉朝还在四川开辟了一条“道”。正是因为“道”的建设，才让汉朝的郡都以下出现了“县”的建制。时至今日，我国的许多城市仍保留着“道”的名称，这些都是汉朝制度所留下的影响。由于文化是没有边界的，所以，自汉朝以来中国人便形成了“天下国家”的思想认识。
支撑着“天下国家”的，是政治，是经济，也是文化。虽说，“汉之为汉”的精神在传承到1840年时，终于被取代，在这一段时间里，“民族国家”的思想意识代替了此前“天下国家”的思想意识。在列国这种体制内，民族国家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中国民族主义逐渐崛起，慢慢的被“天下国家”而代之。
其实，在两千年前，欧洲文化的发源地是在罗马。虽然，欧洲人将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公元的开始，但罗马人早已在公元前提出了千禧年的概念。罗马与汉朝一样，都有着“天下国家”的概念，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王朝。直到列国时代的到来，西方“民族国家”的意识这才取代了“天下国家”的意识。
总而言之，“汉之为汉”，并不是因为汉文化抵制与对抗其它外来文化，而是对其他文化展现出包容与宽大。汉人的名称从汉朝而来，因此，汉朝对中国的意义便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汉人也不是一个族群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化群的意义。
现今，很多史学爱好者，总是习惯性地将“汉唐”相提并论，其实，也是因为这两个王朝都有强大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