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闭关自守的两个亚洲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国门，开启了近代化进程。正如我们所知，两国接下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日本迅速崛起，不仅西方国家用200多年才完成的产业革命，在日本人手上只用了二十几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还通过对西方教育体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面导入，而使日本发展成为亚洲最早的近代化强国。
对此，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曾感概，这是一个重大例外!当“所有其他由非西方的土著居民居住的海外地区，都落入欧洲列强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只有日本人逃脱了被征服的命运。”
而中国的命运则要悲惨得多：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丧权辱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扭曲发展道路。那段苦难的岁月留给中国人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
如果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在鸦片战争之后迅速、主动迎接近代化的挑战，是不是就有可能避免近代以来的悲剧呢?以日本的实例来看，理论上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可历史事实是，尽管中国也启动了一系列近代化变革，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但最终都失败了，成效甚微。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裹足不前，异常缓慢，原因何在呢?
对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并给出了很多解答，包括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比如：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丧失了历史机遇，封建专制制度的保守落后，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等等。
一些国外学者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也提出了一些比较独特的看法。例如，日本学者山本新就认为，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迟缓的原因，“最引人注目的”有以下三点：
其一，清朝是征服者的王朝。满族统治着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族。
在山本新看来，清朝曾经是成功的，它收揽了汉族，怀柔了北方的游牧民，出色地解决了两大难题。然而，正当清朝放枕高眠的时候，出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三大难题，即受到近代西方的挑战，以至无策以对。
当形势恶化时，征服王朝愈加笨拙，遂比过去的汉族王朝更加丧失威信，进而只考虑维护自己的政权和本民族的利益，而不能站在绝大多数民众一边，从整个国家的利益着想。
山本新认为，“假如是汉族建立的王朝，就会出现为全局着想的先觉者，发挥先导作用。也可以这样说，明治维新之所以比辛亥革命早发生50年，就在于德川幕府是大和民族建立的政权。”
其二，清朝的统治阶层是文官而不是武士。
这一点与当时的日本有很大不同。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是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改革派。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他们对日本的军事劣势反应迅速，把“富国强兵”政策作为变革的重点，尤其是“强兵”。而在文官统治传统牢固的地方，不会把军事价值摆在最优先位置。
山本新同时指出，中国的科举制度不分出身贵贱选拔人才，要比世袭制度好得多;然而，对于熟读传统经书、通过科举考试当上高官的人来说，是不容易接受外来知识和技术的，因为转成“洋学”，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特权，所以往往会成为保守派。
其三，中华文明长期保持着无以伦比的绝对优势，因而为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自豪，当新的文明兴起并与之接触时，就会因高傲自大而根本不承认其他文明的优越性，也不会正视自己的落后及采取相应的对策。
面对蒸蒸日上的全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国采取被动的抗拒态度，想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特文明。而日本却意识到对西洋文明的抗拒不可能成功，于是采取主动接纳的态度，“脱亚入欧”，把自己也投身于西洋文明之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