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黄河被称之为“母亲河”，作为孕育华夏文明的重要河流，在它流经的区域诞生了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作为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更是人尽皆知。
但得益于母亲河黄河提供的的水源条件、土壤条件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却在漫长的历史周期之中伴随着人口增长、环境破坏与母亲河黄河产生了矛盾。黄河，越来越桀骜不驯。
于是，治河也成为了历朝历代安民富民的重要举措。
而在治理黄河的诸多策略之中，既有徐有贞的疏浚结合，潘季驯的吸取前人成果，发明"束水冲沙法"这样的实用性的工程技艺，又自然不会缺少古人在敬天基础上运用祭祀、五行相克等方式的“祈求”“镇压”行为。
唐朝开元十三年，铸造的黄河铁牛便是一例。这样硕大的4尊黄河铁牛，被安置于现在的永济县境内，对于它的作用有两种说法，一说，乃是为了稳固维系秦晋两地交通的蒲津浮桥;另一说，便是对于五行说的运用。对于黄河之水，在《易经》之中有“牛相坤，坤为土，土胜水”如此，以铁牛放之于黄河两侧，则可以震慑黄河泛滥的水患。
但究其作用是否有效，则不得而知。而在元朝末年时，蒲津浮桥被毁，后又有黄河泛滥，四尊铁牛也被淹没不见，因为作用的消失，也逐渐沉寂于历史长河之中。
随着新中国成立，国家对于治理黄河的重视，一系列的水电站陆续修建，黄河水患逐渐得到治理。但水电站的兴建，也势必会导致黄河水位加深，原本还能在黄河水位枯竭之时，人们下河隐约可见的铁牛也就处境尴尬。
出于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对历史事实的考究，挖掘四尊黄河铁牛自然也提上议事议程。1988年，在永济县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发掘工作展开，在经过一年多的勘察、定位 之后，四尊黄河铁牛再现尊荣。
但接下来对于四尊黄河铁牛的处置方式，则迅速引起了人们的非议。原来，在挖掘出了四尊铁牛之后，作为文物主管部门的永济县文物局，却选择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处置方式，将四尊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文物露天安放。
如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却露天安放?安保问题如何解决?文物又要如何保护?这些质疑声不绝入耳。此时，专家们终于站了出来解释了原因：对于70吨重，材质为铁制的铁牛，不是不想管，而是不敢动。
本来铁质文物，因为材质问题便存在保护困难的症结，更遑论是重达70吨的铁牛，一旦稍有不慎，势必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
但是既然出土了，自然也要尽职尽责，不能听之任之。最终经过慎重考虑，专家们决定对铁牛依旧实行露天放置的方式，不过还要辅以“就地提升”手段。将四尊铁牛进行原地抬升，如此一来，既能避免移动损伤铁牛，还能更好地利用提升对文物进行保护、保养。
如今的四尊铁牛，岿然不动地矗立在黄河故滩，它们并不能言语，但却依旧为我们彰显着古人对于治理黄河、体现人主观能动性上的能力。我们不一定要人定胜天，但一定要有豪气云干的不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