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的另一个发展便是规定了应试答卷的形式——八股文,它从明代开始,成为文人入仕的“敲门砖”。
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所谓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
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旧时科举，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即考生要代圣人立言，围绕题目按照八股文格式进行写作，除此之外，还要严格遵守字数和声律的要求。如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
一篇好的八股文不仅要立意明确，有逻辑，行文之间还要有气势。
关于八股文产生时间不少人根据顾炎武的《日知录》中“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的记载而认为八股文产生于明朝成化年间。
实则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其实八股文的来源最早与宋朝王安石变法将科举取士方式由重诗赋改为重经义有关系。
在科举制度以前，中国主要实行察举制。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代。所以有种说法是科举制从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实际上，隋代选官办法是两汉分科察举办法的沿袭。
客观的说，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代。
唐代科举的主要科目就是明经科和进士科。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墨义。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空，试题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于墨义则是一些关于经文的问答。
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赋，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或许这也是唐宋诗词大热的一个原因，写诗作词是考试必备之技。
从考试难度而言，明经只需熟读经书便能考上，而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甚严格，考生需要发挥思维方能有机会考上，因而进士科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所以当时流传一句说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说出了进士科的难度。
到了宋代王安石为相时期，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改为以经义(解释经书) 、论(对时局的评论) 和策(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 作为考试内容。
当然，老王的这个改动惹恼了很多宋代大词人，比如苏轼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明史选举制》记载：“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
由此可知，八股被规定为科考文体是在明太祖时期。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所规定，但在明朝前期，八股文格式并未完全固定，其定型一直到明中期成化、弘治时期。
当时很多读书人就对八股直接展开了批判，如顾炎武就认为八股文之危害远过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清代的徐大椿则更是感叹道：“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八股)，烂如泥。”
尽管批评很多，但八股却很难被取代或者废除，这是因为首先八股文确保了考试的公平性。
在明清历史上，很多读书人因八股取士变成了只会作八股的书呆子，他们只顾埋头四书五经与八股，知识面狭窄，不光没有治国理政的才能，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
正如《时文叹》中说的，他们往往“辜负光阴，白白孚迷一世。”哪怕“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尽管这种现象存在，但毕竟不是全部。
八股文死板僵硬，内容空疏，对于治国理政而言没什么帮助，这一点统治者也很是清楚。之所以沿袭不改，是因为八股取士的精髓不在于通过八股文治国安邦，而是通过设定考试难度，从众多应试者中选出可堪造就之才，由国家进行下一步培养。明清时期殿试出榜后，总是选进士入翰林院进行学习培训，使翰林院成为国家养材之处便可说明这一点。
要想作出一篇好八股，应考的读书人不光要把经典熟记于胸，还要有着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与应变能力，这对于作者的才学和能力是一个考验。若能在这种难度的考试中取得成功，也很能证明一个人的价值。
明清名臣中张居正、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是通过八股脱颖而出，从而走上了名臣之路。
举人出身的左宗棠就曾对清代著名的谏官安维峻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
他的意思就是读书还是要学一些经世致用的真本事，但八股文章，四书五经是一块敲门砖，没有不行。
所以他后来没考中进士一直耿耿于怀。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度是古代帝制时代中最先进的人才选拔方式。
无论它有多少弊端，它给下层，尤其农民阶层进入上层提供了机会，从而让很多农家子弟迈入仕途，给帝国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把很多读书人束缚于笔墨之间，消除了不稳定因素。
所以古代一直把科举当做重要大事来抓。
所以有明一代除了因外族入侵、重大政治事件导致科举延迟外，都是三年一次按时进行科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