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清朝的评价普遍不高，主要原因是认为清朝闭关锁国，愚昧保守，最后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然而，早期的清朝并不是这个样子。
满洲人是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他们的头脑里最初并没有中原文化的条条框框，也没有唯我独尊的保守观念。相反，当满洲人刚刚叩开山海关大门的时候，他们就像走出大山的孩子一样打量着眼前的新世界，对各种文化都充满了好奇。
进入北京城之后，顺治皇帝第一次见到了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这是一群在皇家天文台工作的传教士。其中最牛的那个老头叫汤若望。
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今天的德国科隆，1619年作为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澳门。几年后，明朝派人来澳门购买火炮，汤若望趁机以火炮专家的身份进入中国内地——这看上去有点奇怪，但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往往都有多重身份：既是传教士，又是科学家，既传播神学又传播科学。这本来是一种传教策略，目的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然而几百年后，这些人往往以科学家的身份被中国人提起，他们的传教本职反倒被淡忘了。
汤若望正是这样的传教士兼科学家。他掌握着明朝急需的火炮铸造技术，曾奉崇祯旨意造出大炮20门;他精通数学、天文、地理、机械等众多学科，先后写出多部科技专著，把西方许多科技成果第一次介绍到中国。特别是在数学和天文方面，汤若望造诣很高，因此长期在明朝的钦天监任职。
满清入关后，汤若望以其在天文方面的才能受到保护，并奉命修订清朝历法。就在那年九月的一天，汤若望准确预测了当天的日食，这让没见过世面的满清君臣惊讶不已。顺治帝从此被汤若望圈粉，甚至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就是满语“爷爷”的意思。
汤若望
史料记载，从1656年到1657年，顺治竟然二十四次到访汤若望的寓所，这完全逾越了君臣之礼。每次会面，顺治总要缠着汤若望讲解他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日食和月食的原理，彗星，流星，还有各种物理现象。年轻的顺治完全被汤若望新鲜的学问和纯粹的人格所吸引，以至于到后来，顺治可以不听大臣的劝谏，但“玛法”的几句话却能扭转乾坤。哪怕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顺治也听从“玛法”的意见，选择了出过天花的康熙。这样关乎国本的大事，竟是由一个洋人决定，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康熙帝
不过，顺治对西方科学基本只是好奇。到了康熙朝，皇帝对科学的态度已是从好奇到学习，从学习到研究。比起顺治，康熙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更强。无论到哪里，他的身边都围绕着一群欧洲人，负责给皇帝讲解数学、几何和物理知识。这些洋老师和皇帝的中国老师一样，受到了特别的礼遇。
康熙是真的喜欢西方科学。哪怕在行军打仗途中，他也会坚持演算数学公式，还用仪器测量经纬和天象。你可能不知道，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懂得欧几里德几何和近代天文学原理的皇帝。他还支持中西学者用当时全球最先进的测绘技术绘制了一副中国地图，其精确度比当时的欧洲地图还高。
康熙的老师： 南怀仁
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欧洲人的介绍和自己的学习，康熙已经隐隐预感到西方科学迟早会改变世界。他忧心忡忡地说：“西洋诸国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 事实证明，康熙这个预言只说对了一半。西方国家确实成了中国的大患，但这个时间不是“千百年后”，而是不到二百年。
正是这种时间上的误判，使康熙并没有现实上的危机感。终康熙一朝，西方科学都没有在中国推广普及。那些欧洲人除了给皇帝讲课，主要工作仍是在钦天监观察天文，修正历法。他们也写过很多科学著作，但读者寥寥。
其实，康熙对西方科学的爱而不用，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他除了科学，还迷上了儒学。
从康熙朝开始，满洲人开始全面汉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推崇。康熙皇帝是第一位生长在北京的满清皇帝，从他开始，满人对中原文化的正统——儒学的研究已经步入正轨。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已具备条理分明的外表和博大精深的内容，它向人宣告宇宙间有一种 “道”，这种“道”可以解释古往今来的所有现象，解决从自然到社会的一切问题。康熙对此深信不疑。他坚信理学才是治国安邦的终极真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枕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
简而言之，在康熙眼中，儒学是“道”，而西方科学只是“术”。重“道”而轻“术”，一直是儒家的臭毛病，尽管这种“道”既不能造大炮，也不能画地图。
到雍正时期，皇帝对中原文化的推崇更进一步。雍正帝在历史上首次追封孔子的先祖为王，并成为第一位向孔子像行跪拜大礼的皇帝。这样做固然是为了收买汉族士人，但也反映出他对儒家文化的真心信服。与此同时，雍正对西方的科学和仪器完全不感兴趣了。
满清的彻底汉化是在乾隆朝完成的。乾隆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之深、把握之透，不仅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即便是多数汉族读书人都望尘莫及。同时，他穷尽中国传统智慧和权谋所打造的“乾隆盛世”，更使他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极度自信。 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是封闭的、静止的，大清是世界的中心，所有的外国都是“番邦”和“蛮夷”，根本谈不上文明可言。
乾隆汉服像
乾隆虽然爱好广泛，也对西方人带来的东西感一点兴趣，但只把它们看作供自己开心取乐的“玩意儿”。乾隆从来不掩饰他对科学的嘲弄态度。他眼里的那些传教士，早已不是祖父康熙礼遇备至的老师，而是和弄臣没什么两样。正是从乾隆朝开始，西方科学技术完全沦为“奇技淫巧”，这个难听的称呼从此成了西方科技的代名词，一直叫到清末。研究西方科学不仅不被提倡，还会被视为“旁门左道”和“玩物丧志”。
这就不难理解，当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时，乾隆为什么会表现出那样惊人的愚蠢和傲慢。
马戛尔尼为乾隆带去了英国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蒸汽机、织布机，地球仪、天体运行仪，可装备110门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以及工艺精良的毛瑟枪、连珠枪、榴弹炮等，当然也少不了自鸣钟、八音盒这样的工艺品。当英国人的舰队出发的时候，他们不断地设想着中国人见到这些礼品之后该会多么的吃惊。见过了这些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乾隆一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们的请求：正式建交，互派使节，扩大贸易。
然而，英国人遭遇了世界外交史上最尴尬的失败。乾隆听说英国使团到来，确实龙心大悦，但也只是把他们看作远来朝贡的“蛮夷”，是装点乾隆盛世的一件喜事。因此，英国使团到北京后，是和那些进贡的藩国一起被乾隆接见的。这种安排虽然让英国人不爽，但比起进献礼物时的尴尬就不算什么了——
乾隆扫了几眼礼品单，连实物都没看全，就开始发表评论：这些东西，你们小国以为稀罕，其实我们天朝早就有了。
除了刻意表现的傲慢，乾隆还特别失望。他觉得英国人不应该送这些笨重的铁家伙，而应该多送些自鸣钟、八音盒这类精巧的“玩意儿”。
这次接见后，乾隆给英国回了信，明确拒绝了建交请求，并表示天朝无所不有，连平等的贸易都不用开展。他还语重心长地劝导英王要“善体朕意”，永远臣服。
从此，那些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礼物就被锁在圆明园里无人问津，直到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发现那些枪炮和仪器还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令他们惊讶的是，这些六十多年前的武器，比清军对抗他们的武器还要精良。
从乾隆往后，清朝皇帝与西方科学就几乎绝缘了。乾隆之后的嘉庆和道光，几乎完全退化为中古时代的守成之主，一心一意按照“圣人之言”治理天下，读的是四书五经，讲的是“天道”“性理”。他们的头脑中已构筑起传统文化支撑的完整宇宙，没有给西方文明留下一寸空间。
嘉庆一直认为西洋钟表的价值应该按其所含的铜铁重量来衡量，而玻璃的价值应该与制作玻璃的沙土差不多。这些东西都是“无用之物”，有用的东西只有粮食。
鸦片战争
至于道光，虽然他和父祖们一样勤奋，一样通晓儒家经典，甚至节俭到了吝啬的程度，却还是不能阻挡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更不可思议的是，大清和英国打了两年仗，皇帝却仍然对这个敌人一无所知，以至不得不问大臣：
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离中国多远?
从英国到中国，需要经过几个国家?
这次跟着英国来的吕宋等国，和英国是什么关系?
听说英国女王才二十多岁，为何被推为一国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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