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应该没人没听说过四大名著，它们分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就算没看过书，翻拍的电视剧应该也看了很多遍了。
这四本书作为四大名著，似乎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了，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种常识从建立到流传，也不过数十年而已。
1949年以前，并没有“四大名著”的说法，古人喜欢把多个人或若干作品集合在一块，再冠上一个总称。比如明朝王世贞评出的“四大奇书”，清朝金圣叹评出的“六大才子书”以及民国胡适概括的“吾国第一流小说”等。
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并按照“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的计划出版名著，而当时民间很流行的六大奇书，但最后却删掉了两本，成为四大名著，这是为什么呢?
删掉的两本家喻户晓
为什么被删?原因很简单：当时的条件不允许。
明清两代的小说，就跟唐诗宋词一样流行，要说仅仅只有四部可称名著的小说，那肯定不止如此，中国历史上学究天人的才子很多，从小说丛书到研究论著，那更是汗牛充栋。
清末到民国这段时间，民间最流行六大奇书，除了上述四大名著，还有两本分别是《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这两本虽没有大量出版，但基本也是家喻户晓。
在课本中，《儒林外史》里节选的《范进中举》和《聊斋志异》里节选的《山市》等应该还有不少人记得，能进入教科书，就证明这两本小说有很高的教育意义。
出版的四大名著，虽说文学价值极高，但并不代表它们是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而是因为适合大范围传播，能弘扬传统文化和提高国人的文化素养。
新中国初期，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文化也是如此，在浩瀚如烟的历史文籍中，要挑选极具代表性的典籍出版。
而四大名著的意义，分别是《三国演义》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水浒传》中梁山英雄的英勇斗争，《西游记》中师徒四人不怕艰辛惩恶扬善，《红楼梦》中一个大家族的没落历程。
它们将纷纭繁复的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而落选的另两本著作，虽说文学价值极高，但其中的部分内容，容易影响青少年的三观。
《儒林外史》的讽刺现实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写于乾隆年间，大文豪鲁迅评价其为：“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它由多个故事组成，以《范进中举》为列，对范进中了举人之后的癫狂，以及亲朋乡绅们的丑态百出，写出了一幅生动而又讽刺的世情百态。周进、范进等辈一生不得志，突然发迹之后的行为固然可笑，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对于少不更事的青少年来说很难弄懂。
要充分理解，需要读者自身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和知识层次，没感受过兴旺衰败的云烟变迁，读者很难通透的理解那种官僚富贵，难逃宿命的心境。
同样是很难读懂，《红楼梦》的怀金悼玉，曹雪芹以对联、绝句、古体诗等几乎古代全部文体，重视的是一种哲学思考。而《儒林外史》则用白描散文式，通篇都是对贪官污吏、封建礼教的暗讽。
很显然，在新中国的环境中，文盲率还很高，急需的是能提高文化素养的书籍，《儒林外史》是好书，但对于很多人来说阅读门槛太高，不适合入选名著之列。
《聊斋志异》的“狐仙鬼怪”
过去的人很迷信，所以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有大量鬼怪之谈、人妖相恋，不适合人们的身心健康发展，被删也就是很正常了。
而事实上，蒲松龄写鬼写妖，本意还是写人，他通过狐仙鬼怪的故事，将刺贪刺虐写得入木三分。作者一生潦倒，参加科举考试44年却连个举人都没考上，因此书中充满了悲观情绪。
蒲松龄的笔下，痴人一大把，不管是对人、对物还是对于道德，文弱书生和美貌女鬼的爱情故事，都有一种悲剧的美感。近500篇的离奇故事，寄情于鬼狐，现实只堪厌倦。
老舍评价其为：“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作者也借助故事，讽刺八股取士的腐朽和封建社会的黑暗。在民国时期，像钱玄同、胡适、周作人都轻视于这本小说，直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现才打破这种局面，《聊斋志异》一度被学界公认为是古代最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火了之后，民间都爱看这种鬼怪故事，但多数都被带到“迷信”上面去，不利于当时破除迷信的环境。
小结
如今国人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其实不管是四大名著，还是六大奇书，都可细心通读，它们凝结着我国古代学者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缩影与总结。
而四大名著的说法，随着上世纪80年代郑国铨等编著的《文学理论》，还有影视剧改编等原因，才真正在民间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