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杂志《广东档案》里，曾刊载过一份特殊的“工资表”：清朝道光年间的开建县的县衙“俸银”。
在这份“工资表”里，作为县衙“大老爷”的知县，每年领43钱5两白银的“年薪”，逢闰月还补贴三两。典史每年领俸禄31两，另外还有“门子”“书吏”“皂隶”“快役”“民壮”“轿夫”“禁足”“仵作”等各色人员，加上“官老爷”一共52人，每年领取俸银656两。要这么看，偌大一个县城，就靠这五十二人操持，每年才花掉国家六百多两银子，“性价比”真心很高。
但事实是，这只是表面现象。“领国家俸禄”的官吏，固然是少，但上上下下指着衙门吃喝的“编外人员”，那可是天文数字。
《清实录》里记载，同样是道光年间，道光七年(1827)直隶省清退衙门“多余”人员，竟一口气清出来近两万四千人，这天文数字，叫道光皇帝也吃了一吓，连连感叹“他省谅亦不免”——直隶如此，其他省份也差不离吧。
事实证明，这直隶，真是“限制”了道光皇帝的想象，放在其他省份，情况只能会更严重。
就以“县太爷”身边的书吏来说，别看平时干的都是抄抄写写的杂活，人前人后都很不起眼，但放在县衙这一级里，却是能量极大。雍正年间曾吓坏全国贪官的铁面人物田文镜，早年就尝到过这帮人的厉害：早年田文镜还做知县时，每到一地上任，这些“胥吏”们就围在你身边，表面上献殷勤，其实是瞪圆了眼睛找你的软肋，相处没几天，就把你摸得差不多，然后就冲你对症下药，或是行贿或抓你的短，不把你拉下水不罢休……
在那个大清相对吏治清明的年代，一身是胆的田文镜，尚且领教了这帮人的厉害，放在古代其他时期，换成其他县令，效果也可以想。比如在康熙二十年左右的江西吉永县，当地书吏们都练出了拿捏知县的“常胜套路”：每当新知县上任，就故意唆使上百个老百姓天天来告状，丁点鸡毛蒜皮的破事，都把知县老爷吵得头昏脑胀，最后只能当了甩手掌柜，由着书吏们来处置，自己心甘情愿当个摆设。多少“大老爷”，就这么变成了提线木偶。
而一旦遇到事，有时高高在上的“老爷”们，还得被这些“临时工”们宰一把。乾隆年间某县闹贼，县令悬赏一千两白银抓犯人。结果犯人落网后，书吏与衙差们勾搭一气，把犯人藏起来后“谈条件”。逼着知县咬牙掏了三千两白银后，才把人交了出来。这种事，都可以用来发财。
能把知县拿捏成这样，那只靠几个书吏哪够?事实是，自清朝开国以来，“书吏”的数目就不停在膨胀。
顺治年间时，县衙的书吏名额，一般不能超过八到十四人，大清三个世纪里，也基本是按照这个数目来“发工资”。但实际上呢?想要捞好处，就得勾搭连环，勾来的人越多越好办事，大伙一起敲金分肥。到了清朝中期，哪怕在书吏“比较少”的山东省，大一点的县，一个县的书吏至少要有一千人，小一点的县，也得有几百人。在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的县，书吏的数量甚至有两千多人。《清实录》形容说，各个都是“纷纷入署，托名办公”。
一句“托名办公”，就道出了这看似“临时工”的角色，极大的诱惑力——拉大旗作虎皮，财源当然滚滚来。
书吏如此，县衙里的其他“临时工”，那自然也不差。比如衙差们，那动辄也是数百人的规模。发展到清末时，以《春冰室野乘》里的记载，中原大一点的县，衙差动辄也上千人。而且好多人都是“江湖闻名”的大盗。这些人白天在衙门里充衙差，人五人六的抓贼，晚上换了身皮，再换个地方就打家劫舍，白天晚上都不闲着。哪怕恶行败露了，人家从这个县跑路，托关系走个门路，换个县衙，照样还当他的衙差。
如此算下来，账面上很“精简”的大清衙门，其实是“人山人海”。
以清朝学者段光清的慨叹：道光十七年(1837)时他亲眼所见，清朝的知县下乡办个公，带的“书吏”“师爷”“衙差”“轿夫”等人，杂七杂八加起来，竟然有一百多人。这么多人下个乡，当然不能空着手回去。一路的敲诈勒索，闭着眼睛就能想。
而且，就算这次不敲诈，一个县要养活这么多人，还要养的白白胖胖的，靠账面的俸禄哪够?于是各种“陋规”成了小意思，朝廷向百姓收一石粮食，由这帮人经办，自然变成十倍的“浮收”，然后再敲金分肥。至于“签子钱”“节礼”等套路，也是层出不穷，清代的类似“陋规”，以后世学者的不完全统计，竟然有近百种，全是巧立名目，拼命压榨老百姓。
看懂这个，也就看懂“衙门养多少官员”背后，那叫人叹息的反思：虽说这些“养官员的钱”，那时候朝廷不买单，自然也装看不见。刮走的，却是苦老百姓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