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王朝“吃了吐”
说起这类“听着很扯”，扯过后又发人深省的历史事件，就得先说说大宋朝的“吃了吐”。
“吃了吐”，是个相声表演时的术语。但,“我大宋”的“吃了吐”，绝对让人笑不出来：那真是把吃进去的肉，活活吐了出来。
第一桩“吃了吐”的事儿，发生在北宋元祐年间，当时宋神宗与王安石前后脚去世，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戛然而止。“旧党”执掌大权。可“变法”一桩实锤的成就摆在这儿：经过一番变革，“积弱”已经的大宋军队脱胎换骨，摁着老对手西夏暴揍，一口气收复兰州米脂浮图等四寨，成功巩卫了西北国防。但在“旧党”眼里，这根本不是个事儿：割回去不就得了?
于是，诸位“旧党”骨干们轮番上奏，把先前宋军自卫反击收复国土的辉煌，说成“此为国家之耻”，卖力鼓动“割地换和平”。如此歪理，气的名将孙路拿着地图当场质问：一旦这些土地全数割掉，大宋的熙河要地就危在旦夕，关中平原也就不保，你们想让大宋重演唐朝天子扔下长安逃命的悲剧吗?可声声质问，却石沉大海，该割，还是割了。
正因这些热血未凉的大臣力争，“旧党”原本想割的“六寨”，只割出了浮图、米脂等四处。但不费一兵一卒就拿到好地的西夏，更是变本加厉侵扰大宋，半天和平都没换来。
如果说这番“吃了吐”的操作，已是很扯，那么此事七十多年后，南宋又上演了更雷的“吃了吐”：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主完颜亮悍然南侵，没想到在采石矶遇到名将虞允文，六十万金军顿时瓦解。立下奇功的虞允文再接再厉来到西川，与名将吴璘密切配合，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凤三路。大宋收复中原的跳板，已经顺利拿下。
可捷报传来，宋孝宗的恩师，彼时的大宋中书舍人史浩却着了急，他立刻歪曲战况，以“孤军深入”为由，卖力劝说宋孝宗放弃新收复的陕西三路十三州，真忽悠得宋孝宗下了诏书，严令刚打了胜仗的吴璘全线撤军。有昔日岳飞的前车之鉴，吴璘哪敢逗留?只能含泪南归。已经打开胜利之门的北伐良机，白扔了。
直到愤怒的虞允文上奏交涉，史浩的画皮才被揭开，他哪里是怕宋军“孤军深入”?而是“既素主弃地，及拜相，亟行之”。就是为了自家“议和”的政绩，毁前线大好战局。宋孝宗这才捶胸大呼“史浩误朕”。可误了又如何?机会已经丢了!
大宋为何积贫积弱?因为这类“以国谋私”的角色，太多太多。
二、穷疯的“大明皇室宗亲”
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明朝代府奉国将军朱聪浸，向当时的明世宗泣血上奏，说自己穷到家徒四壁，全家老幼饿得好几天吃不上饭。和自己一样的“奉国将军”们，有的穷到三十来岁娶不上老婆，有的死了十几年没钱埋，甚至要曝尸荒野。那真是“俯天仰地，无门控诉”——皇上，就等您做主了。
堂堂奉国将军，那可是郡王的曾孙，根正苗红的大明皇室后代，真能在大明年间穷到这地步?
乍看去，这话很扯。
要知道，明朝的宗室们，是一群“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的人。生下来就有爵位，躺着就有钱花，为养这帮人，嘉靖年间时，大明每年就要花掉八百多万石粮食，是京城存粮数额的一倍。另外还有大量庄田。再穷，也不可能穷这帮人嘛。
可事实是，朱聪浸没扯谎，到他们这一枝，那是真穷。
首先是他们人数太多，别看“大明宗室”这个身份光鲜，可放在明王朝，却是一点不稀罕。学者顾诚认为，明亡时的宗室人数，保守估计在二十万人以上。养这么多白吃饭不干活的人，而且还要吃得好，花销自然天文数字。在明朝当时，普通的王爷，钱粮都说欠就欠。仅嘉靖年间山西的藩王，就累计被欠了一百四十万石钱粮。到了“奉国将军”这一级，自然也就更苦。
这一类穷苦的“皇族”，在明朝也有个别称：穷宗。有人为了生计，竟然沿街乞讨，还有人干脆组团打劫偷盗，整个明朝中后期，闹出活剧种种。
可问题是，这该怪谁?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好的大明朝，最后当然不出意外，陷入了活活穷死的大坑。
三、求求你当我学生吧
晚清落后挨打，“扯事”自然不少。比如封建时代无比严肃的“师生关系”，到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清末，竟也变了样：以往都是学生求着拜老师，清末却是“老师”求着“学生”拜自己。甚至不惜脸皮跑到学生家去，强行要学生行“拜师礼”。这类“扯事”，当时也有个诨名：倒拜门。
为何会有“倒拜门”?李伯元小说《官场现形记》里解释了：“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吧旧欠还清，再拖新账”。敢情，就是让学生给老师当提款机。
而在实际操作里，这事的过程却更“扯”：《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记载，光绪年间有个侍郎回汉口闲住。消息传开后，当地一个周姓财主动了心思，拉着自家儿子找侍郎大人拜师，还允诺了一百块大洋的拜师礼。但许了承诺后，周财主却纠结了：这个侍郎看上去不像个正经人，我儿子拜了他会不会学坏?要不再等等?
可周财主哪里想到，这侍郎大人却等不得了。原来这位侍郎大人回汉口后，早就吃喝嫖赌欠了一屁股债，就等着周财主一百大洋的“拜师费”救急。一听周财主纠结，他竟然直接杀到周财主家，强逼着周财主的儿子给自己行拜师礼，“隆重”拜过师后，侍郎大人揣起一百块大洋乐颠颠走人，却把“学生”和“家长”扔在原地。
想攀高枝的“学生家长”，外加为钱来的侍郎，一场“倒拜门”，缩影了清政府垮台前的众生相。
四、民国治不了天花
1949年，在全世界对中国的“看衰”声里，有句话格外刺耳：天花将是新中国最难解决的问题。
乍一看去，这话确实扯。早在十九世纪时，西方人就推广了种痘法，从此天花这个恐怖疾病，在西方各国已不是大患。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种痘法的中国，竟解决不了天花?事实是，至少之前三十八年的民国时代里，这事真没解决。
近代作家沈从文的小说《泥途》里，就描绘了长江中部的市镇上，“许多人家的小孩子都传染着天花”的惨景。而在真实的民国时代上，那多少“优雅风情”背后，是当时中国匮乏的医疗资源：一直到1934年时，中国全国的医生只有7800多人。省级传染病医院不到16所，从医生到护士都是稀缺，卫生经费更是匮乏，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卫生经费只占到行政经费的百分之七，比教育经费低三倍，这都算是条件好的。
于是，在陆续爆发了五十九次大规模瘟疫的民国时代，天花更成了死亡恶魔。在新疆甘肃的多次瘟疫里，天花的杀伤力都排在前四位。而清末时就引进西方种痘技术，且经济条件居于全国前列，全年气温较高(天花怕高温)的广东，却成了天花的重灾区，从1912年至1949年，几乎年年爆发大规模天花瘟疫——没钱防治，没人愿防治，天花，就成了一代中国人的痛苦记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全国种痘”，且不断升级种痘技术，实现疫苗更新换代，终于在1962年，成功令天花在中国境内绝迹。站起来的新中国，也向世界宣告：中国，成功消灭天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