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亦称“个体农民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自身消费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经济。其中，有的以自有土地经营，有的以租入土地经营，亦有两者兼之。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种经济模式，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之下，甚至于，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都知道，“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的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可以说，这种“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政策深深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由于，中国古代大多都是小农经济的特性，因此，重农抑商的政策，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得到了相应的沿袭。但是，宋朝却与之不同，在开国初期，不仅有了遗弃小农经济的打算，还将眼光放在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上。并且，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商业繁荣的措施，最终，将宋朝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这其中，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提议更值得一提，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踏入到了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与曾经的小农经济不复再见了。我们从今天的历史观上来看，这一时期，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商业建设的巅峰时期。之所以称它为“巅峰时期”，是因为：接下来的明朝又开始迈出了一个倒退的步伐。
在朱元璋上任之后，他便迅速重返小农经济的道路，可以说，他在短短时间内荒废掉了宋朝的所有努力，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势头颇稳的商业化形势，着实让后人叹惋。据记载，朱元璋对王安石变法表现出了深恶痛绝的一面，他曾将王安石视为“小人”。
甚至于，朱元璋认为：“此种经济政策迟早会祸国殃民，商业的发展势必会引得天下大乱。”而朱元璋赞同的方式，便是重农抑商，换言之，他是想用最为稳定的方式来取得利益。他不在乎收益的多少，只在意他的统治是否会坚不可摧，他的国民以及他臣下的一言一行，是否都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最终，在朱元璋的带领下，自此之后，明朝的统治者都沿袭着这个不成文的原则。
这些统治者们尽自己所能抑制着工商业的发展，甚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遏制工商业的发展，明朝竟然禁止商人身穿绸纱衣服。另外，在对商人有所限制的同时，统治者还没有忘记限制普通百姓，下令禁止百姓航海，只是差点没让百姓远离港口一万里。
若是用比较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小农经济的话，便是将整个国家看作是无数个村庄的集合。国家的所有经济来源，便只有村庄税收这一个项目，而全国的经济就好像是一张薄薄的白纸，纸上画着整整齐齐的方格，每个方格都是一户小农家庭。在这样的经济政策下，每项进账都一目了然，且没有任何意料之外。
这期间，每一位民众都与国家进行直接的交流与沟通，中间不会有榨取利益的中介，也没有各种繁乱的商业代理机构。
只可惜，这种方式看似轻松简洁，却并没有给统治者带来期望中的经济利益。
到了晚明时期，统治者对商人稍微放宽了一些权限，使得商业经济有了较显著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可是，在种种情形下仍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要说商业化，晚明时期远远赶不上宋代，因为，明代一年的铸钱量竟比不上北宋两年的铸钱量，这差距实在是令人唏嘘。
政府找不到应该着力的正确方向，只是蒙着眼尽全力去摒弃商业化的管理手段。简化社会组织机构，当发现没有任何实际作用时，便开始转换方式，对群众的思想跟意识形态进行所谓的“强化控制”。但可惜的是，这个方向依然是错的。
明朝本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却偏偏要将一切都塞给道德伦理，硬要用伦理纲常来解释发生的一切。可能是重文轻武的策略所带来的影响，文人队伍太过于强大。管他是不是真儒士，只要提几条仁爱之道，便能建功立业。到了明朝晚期，一众文人竟然可控制皇帝的指令。
可以说，是这种既虚伪又不切实际的思想理念，一步步将明朝拉进了泥潭。就这样，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专制、荒唐的程度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可以说，这正是明朝全面离弃技术，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结果。
明朝统治者这些重农抑商的政策，看似使整个国家都被安稳的控制着，但实质上，却是将整个王朝的血脉与精神都紧紧扼制凝固住了。停滞不前，其实，就意味着不断倒退，崇尚小农经济，其实，就意味着经济在效率与质量上根本没有提升，只是在数量上展现出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增长假象。
毫无疑问，这是缺乏安全感的统治者们，没有长远眼光的愚蠢之举。经济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堪称重中之重。若是为了政治上的稳定去压抑经济，这实在是得不偿失。长此以往，倒退的不只是经济状况，连政治局势、思想文化，以及民族文明等类类种种的一切，都将尽数毁灭。
而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后人所扼腕叹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