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外有评论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用了古老的办法。除去翻译问题，这个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上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疾年”“疟疾”等词已记载在祭祀占卜活动中。而历史上有详细描述的“大疫”共258次。
周朝1次，秦朝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朝20次，明朝64次，清朝74次。(邓拓《中国救荒史》)。
而从南北朝起，政府已承担征集、实验与发放药方给百姓免发放防疫汤药，减轻瘟疫的危害烈度。与中国南北朝几乎同时，西方的拜占庭帝国遭受瘟疫的毁灭性打击。
从公元541年到599年，从君士坦丁堡到地中海沿岸的大量城镇，先后爆发了五次严重瘟疫，至少造成两千五百万人死亡，欧洲人口因此下降了降近一半，史称“查士丁尼大瘟疫”。
这场大瘟疫不仅彻底毁掉了拜占庭重建罗马盛世的梦想，也对欧洲地缘政治与社会演进产生巨大影响。而公元前4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人与斯巴达人血战正酣，一場瘟疫不期而至，很快超过了流血战争，一度视为骄傲的雅典社会治理体系，在浩劫中崩溃。
斯巴达人则撤回战斗的军队，他们不冒险与患病的敌人作战。雅典人则有一半人口死于瘟疫。至于这场瘟疫是怎样结束的?
人们发现雅典的铁匠很少染病，意识到炽热的火焰可以驱除瘟疫，于是活着的雅典人都举起了火炬，使整座城市燃烧，瘟疫终于散去。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也这样认为：当温度升高后，病毒会逐渐消失。这次大瘟疫，也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有详细记载的第一次瘟疫。
而中国到了北宋时，虽然政府不重视军备，但很文艺，也很仁义。当时朝廷收集编订《集验方》《简要济众方》《庆历善救方》《圣惠方》《四时摄生论》等中草药方集，当某地(如临安)发生瘟疫时，由皇帝下令和剂局，研制防疫汤药，免费发给百姓。
而且宫中太医也会被派往疫区，带领并指导当地医生救治百姓，到明朝，嘉靖二十年京城暴发“疾疠”，明世宗懂中医，自己研制了《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令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
明万历十五年，京城大疫，明神宗将太医院医生全部调出在北京城内及周边开诊，免费医治患者。这个特殊的时候，往往会显示出帝国的防疫体系和动员机制，在救助百姓于大疫上的仁心和作用。而当时的手段，只是中医药和隔离。
清朝满洲人进入中原，畏惧天花如畏魔鬼，隔离措施极严。顺治、康熙皇帝都下过死命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三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在承德避暑山庄也有“避痘”之意。
到了民国，西学西医渐入，有了疫情除隔离，还推进戴口罩。但当时国人不习惯，“各匠人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
这是1936年10月4日，北京《益世报》上的一篇文章《卫生与口罩》所载，文中“匠人”指理发店员。可见好的卫生习惯养成不易，而长期陋习要改变，是很难的，比如滥食野生动物，不拿出霹雳手段，是很难改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