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刚刚打响，清军就被英军的坚船利炮吊着打，那种场面，就像是黄飞鸿在“男儿当自强”这首BGM都没有开的情况下，就轻易暴揍了美国西部劫匪。
1840年4月，两广总督林则徐仿照西式船舰的样子建造了两艘战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但是貌似这两艘船只是个花架子，并没有什么实际战斗力。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何两个月之后林则徐在广东操练水军时，有大号米艇20只、拖风船26只，却不见这两艘船的参与。
林则徐后来卸任时还在强调：“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可是他没想到，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水军还是那些米艇、拖风、红单、快蟹、捞绘等小船，一点也没有进步。
不过，虽然我们水军依然很落后，但我们的枪炮也很差劲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清军用的还是鸟枪、抬炮那些可以进中世纪博物馆展览的火器。八里桥一战，英法联军依然在没有开BGM的情况下就把清军打的全军覆没。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我们到底在干些什么?
一、仿制西方战船
平时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置换的道光帝，一想到在鸦片战争中耗资3000万两，结果还要赔款2100万银圆，就气得七窍生烟。
道光帝痛定思痛，对全国官员发出指示：“从前所设水师船只几同具文, 且今昔情形不同, 必须因地制宜, 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 无庸泥守旧制, 不拘何项名色, 总以制造精良, 临时适用为贵”。
广东是沿海首要之区，因此道光帝还特别警告广东的靖逆将军奕山，“如木料不能坚实，制造不能如法，将来经朕派员查出，惟奕山等是问。”恐吓之后，道光帝嘱咐奕山，可以雇佣外国造船专家，并购买外国舰船。
广东的官员和士绅们开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水师提督吴建勋，仿造西方舰船样式建了一艘战船。但是它的各项指标都不尽人意，比如宽仅二丈九尺，也就比清军之前的战船宽了一点点;
广州府知府易长华，承造师船，也就比米挺稍微大了一点点。虽然可以勉强出海，但是木料板片，既不整齐，也不坚固，根本无法御敌;
批验所大使长庆，制造了一艘水轮战船，船身长六丈七尺，只有英军大型舰船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炮也不过才十二位，跟以前的清军炮艇差不多;
绅士许祥光，造船两艘捐给官府。船上左右设桨六十四枝，虽然轻捷便利，但是如果开到海上，就无法荡桨;
对于以上各位同志所造之船，奕山给了一个很正确的评价：仅可备内河缉捕之用。
唯一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大行商、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所造之船。他雇佣外国造船专家，购买外国优质木料，仿造美国战船样式，造出两艘新式战船。
奕山对战船规格有详尽的描述: “船身长十三丈三尺六寸，底骨长十丈零八尺，面宽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已经远远超过当时清军的所有战船。不仅如此，潘仕成还给战船的火炮制造了炮架，使大炮固定下来，大炮射击命中率得到提高。
当时很多的广东官员都对潘仕成所造之船赞不绝口，认为足以跟洋人一战。但是他的战船跟西方的战船依然有相当大的差距，能不能决一雌雄还很难说。因为据我所知，潘仕成曾经从菲律宾买过西洋炮弹，但从未购买过西洋大炮，因此船上的火炮貌似还是晚明红夷大炮的式样。
更何况潘仕成所造之船造价高达一万七千至一万九千两，如果要照着造个三十四艘，对于已经陷入财政危机的清政府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黄恩彤曾说，“潘观察所造之船，坚厚长大，装炮亦多，穷中国工力物力，不能复加于此，而以当夷船，亦恐难制胜”。
这就是为什么潘仕成所造之船尽管已经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战船，但是最后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潘仕成一腔热血，最后被现实击的粉碎，1843年之后，他就很少再从事引进武器方面的工作了。
除了广东，其他沿海各省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船运动。但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都不了了之。于是，到了英法联军再度跨海而来之时，清政府的水师只能龟缩在内河里不敢出来。
二、道光帝的无力感
清政府虽然对“坚船”感兴趣，但是对“利炮”，以及洋枪没有太大关注。官员们只看到英军舰船上火炮的数量很多，却没有重视英军火炮的威力之强。根据茅海建教授的说法，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与英法联军交战的京津大沽一带清军部队中，少见购买、使用洋枪的记载。
对此，道光帝应该负主要责任。
1842年12月，奕山奏报广东士绅潘世荣试造火轮船一艘，但是行驶不甚灵便，提出“将来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成之船”。不料道光帝当即谕批：“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他完全忘了之前自己对奕山说可以购买外国船只的话。
道光帝这种不鼓励仿制和购买西方战船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地方官员仿制和购买洋枪洋炮的热情。
1843年，两广总督耆英向道光帝进呈外国双筒步枪和六眼小枪各一支，并建议仿制。道光帝察看之后，点头称赞，“绝顶之妙品”，“灵捷之至”。但是他却不同意仿制，说什么如果仿制，“必成望洋之叹”。
我的理解是，道光帝已经从做工精致的洋枪中看到了之间军工制造水平的巨大差距，他心里很清楚，中国的手工作坊或根本没有能力仿制。如果硬要仿制，造出来的枪炮肯定粗制滥造，这样还不如不造。
道光帝认为仿制“必成望洋之叹”不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当时已经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其武器制造大多采用了工厂的机械化生产，制造工艺拉开大清帝国八条大街。以火炮制造为例，英国使用全金属车床切削铸造火炮，制造出来的火炮炮身均匀、对称、光洁，各种尺寸比例和火门的设计科学合理，射击精确度高。
再以洋枪洋炮所需要的弹药为例，虽然中英两国都用黑色火药，但是实际上的爆炸力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中国手工作坊或工场生产的火药，无法提纯硝和硫，粉碎和拌和也只能靠石碾等工艺，这就导致火药中的硝、硫、炭比例中含硝量过高，容易发潮，难以久贮，爆炸效力低。反观英国，他们用一整套工业流水线生产火药，提纯、粉碎、拌和、压制、烘干等工艺全部用机械化生产，其所生产出来的火药坚固、密实、均匀，有一定的几何形状，能保持良好待发的干燥状态，大大延长火药的贮藏期。
虽然道光帝还不知道什么叫工业革命，什么叫机械化生产等等，但是他肯定已经本能地意识到中英两国军工生产存在的代差。
我感受到一种末日帝国皇帝深深的无力感。
继任道光的咸丰帝，则更是抱着佛系心态。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向他建议重新刊印《海国图志》，“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咸丰帝却把这个建议当成了耳边风。
三、抄作业不能三心二意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后进国家是如何学习强兵之道的。
首先是与英国一直相爱相杀的法国。早在18世纪初，法国政府就开始了系统地“盗取”英国技术的活动，派出大量人员去英国考察、报告并雇走技术熟练的工匠。虽然英国政府很警觉，但是某些企业主却很麻木，随意就让法国人参观他们的工厂。于是，对军工制造至关重要的金属制造技术，对保持海军优势起到关键作用的计时技术，都被法国人成功“盗取”。
1794年，法国人开办了中央土木工程学校，目的是培养工程兵和炮兵军官，因为工程兵和炮兵都是关系到技术知识的兵种。政府还聘请了很多顶尖的科学家和数学家来学校任教，教给学生数学、基础科学和技术能力。这所学校给法军输送了大批军官，极大地提高了法军的战斗力。
所以当我们再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八里桥之战，法军的火炮射击精度与英军不相上下，令清军将领每次都惊呼敌方“火炮凶猛，不能驻足”。而在法军火炮射击技术高超的背后，是他们长期以来对数学和弹道原理的研究。清军的火炮不仅质量差，士兵的火炮射击也全凭经验，一切跟着感觉走。
法国人还设立了各种各种工艺职业学校，举凡化学、纺织、钟表等等无一不包。依靠正规教育传播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使法军的军事力量始终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都奋起直追，一边“盗取”他国技术，一边发展军事教育。
跟法国人认真抄作业比起来，清政府抄作业就显得很不认真。他们连最简单的山寨，都是三心二意，一会仿制西方战船，一会又闭门造车。结果造出的所谓坚船，有的无法出海，有的即使能出海，也不能驰骋洋面。
清政府不鼓励仿制西方武器的结果，就是地方官员们只好土法炼钢，没有现代军事人才，没有现代军工工厂，没有熟练产业工人，结果自然是一无所成。比如曾国藩，他也曾找了一批木匠、铁匠和书呆子鼓捣战船，结果鼓捣来鼓捣去，只造出一堆说翻船就翻船的废物。
意识到土法炼钢这条路走不通后，曾国藩立即转变思路，开始购买西式战船，并进一步提出要自己开设船厂。于是他购买下外国的军火工厂，组成江南制造总局，又雇佣外国专家和熟练工匠，配置几百华工协助和学习。一年后，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艘机器动力兵船，当时曾国藩笑逐颜开，在日记里写“殊可喜也!”
曾国藩开启了洋务运动，虽然这场现代化的努力最终没能救中国。但我们要知道，它比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失败的仿制和闭门的造车已经进步了一大截。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抄作业没抄好，那么洋务运动之前的清政府就是连作业都没有拿来认真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