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202 年—前 134 年，正是西汉建立初期。此时的形式是匈奴对汉的不断侵扰。
公元前 202 年，西汉建立。此时其北部的匈奴正在迅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这一时期，匈奴四处征伐，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国，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部落，“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汉匈平城一战中，匈奴冒顿单于更是指挥四十万骑兵四面围困汉军于白登山。同时，匈奴“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统治范围空前扩大，形成了庞大的草原军事帝国。其南部边界与西汉北部边疆形成了东西绵延万里的漫长边境带。
至此，匈奴发展到鼎盛，时刻觊觎着刚从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不断侵扰西汉边地。
李守常认为，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民族的特性，各民族都有其特别的气质、好尚、性能。而一个民族的特性，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
匈奴“宽则随畜……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不知礼义。”
这种有别于中原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价值观，往往使汉初统治阶层对其捉摸不透。同时，汉初国力衰弱，面对匈奴的连续侵扰，西汉往往无法采取有效的制敌措施，只得疲于应付，被动防御。
在汉初的几十年间，匈奴对汉的侵扰是很频繁的。
从高后六年至景帝后元二年整整四十年间，匈奴扰汉就达十次，平均每四年一次，每次几乎都出动数万人，甚至是十几万人。
西汉边境长期处于战云密布之下，各重要关口不时会有匈奴骑兵寇关而至，以至于城门昼闭，边疆民众饱受战争之苦。
而西汉政府苦于汉匈间的漫长边境线，只能被迫采取收缩防御的战略。面对这种被动局面，汉初统治阶层被迫对匈采取和亲之策以缓和双方冲突。
公元前 200 年，汉匈爆发平城之战，高祖被匈奴骑兵围困于白登山七日之久，形势万分危急，后采纳陈平计得以仓皇逃脱。
此役之后，高祖欲调整对匈政策，刘敬遂向高祖献和亲之策：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兵可毋战以渐臣也。
刘邦接受其议，于高祖九年(前 198 年)命刘敬至匈奴缔结和亲。由于鲁元公主早已许嫁，加之吕后强烈反对，高祖只得以宗室女为公主往结和亲，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且汉匈两国以兄弟相称。
这是汉匈间第一次和亲，暂时缓和了双方的矛盾冲突。此后，匈奴南下侵扰活动有所收敛。这对于新生的西汉政权来说，无疑是赢得了喘息时机。所以，汉初的几位统治者皆坚持高祖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惠帝时，汉与匈奴仍保持和亲关系。文帝时，汉对匈奴继续和亲。期间，汉匈双方虽有纷争，但仍维持了和亲局面。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时，文帝又“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并赠送匈奴大量的绣、锦、绨、缯以及金玉等手工艺品。匈奴也赠送汉朝驼、马等牲畜，双方经济与文化交流开始加强。
景帝时，汉再次对匈和亲，并开通关市，汉匈往来更加频繁，联系更加密切。
这一时期，汉匈双方基本保持着和亲下的和平关系。至武帝初，汉亦与匈奴“明和亲”，汉匈往来已是非常密切，双方贸易不断，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大大加强。
史载，汉初几十年间，汉匈和亲次数达十几次之多。送匈奴大量的粮食、酒及其它奢侈用品等。这种近似进贡形式的和亲政策具有很大的屈辱性，是为当时西汉对匈奴妥协的具体体现。
然而，对西汉而言，和亲在当时也不失为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客观上对汉的积极作用还是大于其消极影响的。
和亲是汉初西汉对匈奴在政治上的一种积极防御形式，对匈奴有一定程度上的约束性。
在汉初的几十年间，汉匈之间战和交替。但总体来看，和亲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发展的主流，这取决于汉匈双方统治阶层的政治目的与政治态度。
匈奴重利、贪汉物，“非可以仁义说也”。匈奴每次扰汉并未过多深入内地，多是侵略汉缘边诸郡，以掠夺实物及人口为主。由于匈奴从汉匈和亲中享受到巨大经济物质利益，因此频繁扰汉便成为匈奴迫使西汉扩大和亲中对匈奴利益范围的有效手段。
而汉对匈奴和亲，主要是消弭来自匈奴的威胁，稳固政权，为恢复与发展经济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和亲始终贯穿于汉初汉匈交往的历程中。
这一时期，和亲也是汉弱匈强形势下的产物。“由于匈奴国家的存在以及在整体上与西汉处于对抗状态，和亲只是双方的一种外交政策，由此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和而不亲，实际上是在满足一方的勒索要求后达到政治上暂时的平衡。”
所以和亲对汉匈双方的约束力是不平衡的,很难根本消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双方只是处于一种表面上的和平共处关系。文景时期，汉继续休养生息，社会逐渐安定，经济逐步繁荣。
虽然文、景二帝依旧坚持对匈和亲，但此时西汉统治集团已在为反击匈奴作准备，对匈态度亦逐渐强硬。如文帝“坚边设候”，讲习战阵，甚至亲自劳军。文帝三年，“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
对此次侵扰，文帝下诏讨伐：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文帝指责匈奴背信弃义，并亲临战争前线，足见其对匈态度的强硬，表明汉弱匈强形势已有开始转化的迹象。
班固曾说：逮至孝文……聚天下精兵,……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
贾谊、晁错等也多次向文帝建言献策，抵御匈奴侵扰。文帝采纳晁错的马复令、徙民实边等建议，“募民徙塞下、令民入粟边”。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力地增强了西汉边塞抵御匈奴的力量。
在汉匈和亲关系下，西汉获得了几十年相对和平的社会安定环境，政权逐渐巩固、经济日趋繁荣、军事力量大为增强，尤其是骑兵队伍迅速发展。
至武帝时，凭借几代人打下的坚实基础，西汉已具备大规模反击匈奴的资本。随着马邑之谋的发生，汉匈间的“和平状态”被打破，汉匈进入持续战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