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李纯驾崩。就在唐宪宗驾崩后不久，“元和中兴”则以一种变乱的形式而草草收场。史载，唐宪宗在位的时期“中外咸理，纪律再张”自“安史之乱”后飞扬跋扈数十载的割据藩镇， 全部归于唐朝。但在宪宗离世后，河朔复叛的情况则使得唐朝再次回到了原有的轨道，并朝着灭亡加速行进。以至于，在唐宪宗离世的八十多年后，唐朝最终土崩瓦解。
当我们回顾唐朝“元和中兴”前后的历史时，便能发现，帝国对于藩镇的态度，逐渐由过去的弹压转变为了姑息。如唐文宗之时，对于河朔藩镇的军乱问题，所采取的便是姑息的策略。而唐武宗时期，对河朔藩镇的世袭割据亦给予了法理上的承认。当然，以上的片段并不是个例。自宪宗离世穆宗继位后，姑息藩镇便成为了唐朝的一个常态。至此，“元和中兴”最终成为了中晚唐的一个昙花一现。那么，“元和中兴”之后的唐朝，为何姑息藩镇成为了常态?
首先，“元和中兴”后的唐朝，所以会出现姑息藩镇的情况，主要还是在于宪宗之后的唐朝，已经没有能力在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唐宪宗时期便已经初见端倪。史料记载，唐宪宗征讨淮西之际，便已经出现了府库空虚的问题，以至于民间都出现了用驴代替牛进行耕种的情况。并且在这期间，唐宪宗还屡次出内府钱帛来军用。而到了唐宪宗在位的末期，府库空虚的情况则变得十分严重。
如在宪宗离世后，穆宗亦曾再次出兵征讨河朔藩镇，其结果则是无功而返。而穆宗的失败，同财力之间有很大的关系。而发生在武宗时期的昭义镇叛乱，李德裕则力主借“河朔三镇”之兵征讨，当时李德裕能有如此考虑，亦因为财力的原因。可见，财力原因对于唐朝政策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原因。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也能被理解。
“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原有的赋税格局被完全打破。作为唐朝人口众多且富裕的河朔地区，完全为叛军残余所掌握。而中原地区的赋税，亦大多被藩镇自留当作军费开支。以至于，当时唐朝的钱粮供应只能依仗于东南藩镇，对此，史书的评价则为“唐立国于西北，植根本于东南”并且，西部防御吐蕃的边镇，因为本身农业、商业就并不发达，所以也需要唐朝为其提供支持。这样的情况下，唐朝自然也就会采取姑息的方法应对割据藩镇。
其次，“元和中兴”后，唐朝内部对割据藩镇的态度，亦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自宪宗离世之后，唐朝则陷入了长达四十年时间的朋党争斗之中。其中，党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藩镇割据的问题。当时，“牛党”一方对藩镇所采取的便是姑息的策略。史载，幽州军乱发生的时候，牛僧孺曾向文宗指出“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可见，当时唐朝的文官集团，对于割据藩镇的态度亦已经出现了姑息的情况。
总而言之，财力问题属于文官集团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使得“元和中兴”之后的唐朝，面对藩镇多以姑息应对。尤其是在唐武宗之后，唐朝近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到了维持现状上，这就使得唐朝的局势愈发积重难返。以至于到最后唐昭宗时期，唐朝想要削藩已是难上加难。而当我们梳理完“元和中兴”后的历史，便可以发现，唐朝的姑息之策中所夹杂着的则是太多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