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宗族群体早于封建皇权，是它们的存在才催生出了“宗法制度”。
宗族通常是在同一聚居地形成的大的聚落，属于现代意义上模糊的族群概念。类似的用语还有“家族”，小范围内，有时“宗族”和“家族”互相混淆使用。一个宗族通常表现为一个姓氏，如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六家。并构成的居住聚落;一个宗族可以包括很多家族。
然而，宗族能够在百姓中迅速发展，还是要等到封建皇权出现之后。但是，封建皇权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个新生事物跟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每次都选择了抵制，抑制其发展。西汉时期，朝廷打击豪强;东汉时期，朝廷实施丈田，这些都是抑制宗族发展的表现。
但是，宗族却是依靠社会经济发展起来的，即使是封建皇权也没有办法扼制。
东汉的法律，在租赋兵徭上没有任何表示，但是，对于宗族扩田、雇佣大量佣人种田的现象，政府却选择了默认。魏国的租调制度，让征收户可以以户来计算，使宗族能够庇佑劳动人员的特权，这是制度上算是改革的先锋。西晋时期的荫客制度和东晋时期的给客制度，都是对宗族这种特权的承认。
因为，封建皇权总有自己要保护的东西，所以，对宗族特权有所限制，这种限制在后来也慢慢被放开。皇权和宗族的冲突正在缓和，它们渐渐开始相互依存。只是，这种缓和并不代表完全没有冲突，而依存也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一致的。
宗族与皇权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因为，随着宗族的发展，这种矛盾无法消除，或多或少存在。只要皇权足够稳定，宗族还是非常愿意服务皇权的。宗族倾向于将自己的利益托付给皇权，毕竟，它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如果政权稳定，那宗族就可以繁荣发展;如果政权混乱，那宗族的发展将会受挫。
东汉时期，社会比较动荡，那时候的宗族不仅不敢轻视皇权，连大臣们都争相献技，希望能够恢复稳定的政权。直到东汉末期，朝廷虽然已经名存实亡，可是，掌权的董卓却不敢轻易废除皇帝，而是整顿朝纲，使朝廷尽早稳定。当汉朝真的不存在时，曹操一伙人才群雄割据，各自壮大。
也是由于宗族势力对汉朝的拥护，所以，这些诸侯才不敢轻易改变皇帝的姓氏。
我们以东汉为例，皇权控制着宗族。如果皇权稳定，宗族就是皇权的支撑;如果皇权不稳，宗族会力图匡复汉室。如果皇权已经崩溃，没有办法再恢复，那么，天下诸侯将会角逐，然后，产生新的皇帝。而且，这位新的皇帝必须有宗族的支持，否则，他没有办法成功。
打赢了袁绍的曹操，就是团结了一些强大的宗族，争取了宗族的支持，才有了后来的局面。在混乱的局面中，胜利者组建新的皇权，可是，这个皇权一旦稳定下来，就可以重新与宗族产生关系。曹丕建立的魏国有些特殊，因为，它还没有稳定就被司马家取代了。
很明显，司马家也是得到了强大的宗族支持，才有了这样的新局面。西晋取代魏国之后，虽然，皇帝的姓氏换了，但是，国家的格局却没有变。从某种意义上讲，魏国和西晋可以算同一个历史阶段。因为，古代混乱的社会重新恢复正常秩序，肯定会经历一些波动，但是，不一定是阶层的变动。
正常来讲，皇权是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宗族势力还是其它力量，都应该属于皇权管控。东汉时期，宦官专政，也只是皇权的旁落，而不是宦官拥有了超越皇权的权力。皇权的权力最大，而他人也只能通过控制皇帝，获得他的权力，以皇帝的名义来发号施令。但是，这些都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否定皇权。
跟这个现象相同的是，朝廷内部纷争不断，掌权之人通过废掉旧皇帝，重立新皇帝来为自己谋权，铲除异己。但是，胜利者却很难维持，因为，这个权力属于皇帝，不属于他人。世家宗族会维护皇帝的权益，打击这些抢夺权力的宦官、外戚等，其结果便是：扩大了世家宗族的影响力。
魏国时期，士族各占曹家、司马家的阵营，通过学术来支持两家的政治地位。等到魏国一统归入晋朝时，这些士族也就统一了。在统一的王朝下，士族们的作用更大，但是，却无法超越统治阶层司马家族的权力。八王之乱时，士族们仍然只是诸王爷的门客。
士族名士王葕帮助东海王司马越治理洛阳朝廷，他们的结合使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门阀氏族势力开始与皇权平行。
从那时起，皇权政治也变成了门阀政治，还维持了一个多世纪。
西晋王爷司马睿原本不具备继承皇位的条件，因为，司马睿在皇室各个王爷中没有威望，没有实力，没有功劳，如果不是门阀宗族的支持，他可能都无法在江左立足。
此外，司马睿在皇室中也没有较多的支持，跟西晋皇帝的关系又非常疏远。
因为，当时的晋朝还在，所以，此时的司马睿只有通过门阀宗族的支持，才能增加其政治影响。而且，司马睿除了有王导兄弟的支持，还有原来司马越部下士族的支持，使他才能有足够的砝码在江左形成门阀政治格局。司马睿需要南渡士族的支持，这些士族也需要司马睿的庇护。
这些士族为了躲避胡人暴乱，只能选择南渡。而且，这些士族知道，只有依附晋朝正统，才能保障家族的利益。可是，长安的正统王朝，已经没有了合法的继承人，使得他们只能将目光投向江左的司马睿，那里才是新王朝的诞生之地。
于是，这些士族便寻求司马睿的保护，而司马睿也依靠他们获得了继承晋朝的条件。
司马睿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权衡这一切后，他决定等中原的皇帝被抓以后，自己再自己为王，起兵讨贼。有了士族的支持，那些大臣也会靠拢过来，则大业可成。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将士族和皇权混为一谈，它们不可能完美融合。即使是前面提到的王葕和司马越之间，也只是士族和皇权的关系。
但是，由于特殊原因，这种关系经常会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南渡的士族都是一些失去土地、寻求安身之所的人，他们希望有居住地，能够站稳脚。所以，他们肯定要拥护司马氏的王朝，使这个王朝能够给他们提供庇护，可是，他们不想皇帝限制他们的自由。但是，在晋元帝那边，他们不仅不可能受到皇帝的热情对待，还很有可能被限制行动。
所以，天下的政治秩序要稳定，肯定是皇权和士族之间经过一番斗争、较量之后，才能出现的结局。
我都知道，晋元帝利用刘隗来压制王氏兄弟，进而引发王敦与王氏兄弟勾结，跟南人沈充一起反叛晋朝。之后，王敦发动叛乱，以清理叛徒为名反对刘隗，取得了士族们的支持。由此，士族的利益不会让皇权轻易侵犯。后来，王敦再次叛乱企图吞并江左取代司马家族，但最终因为士族的反对梦境破灭。
毕竟，司马氏的皇权还是受到了士族们的支持，任何人想取而代之，都是不允许的。
历史向我们说明：只要士族和皇权愿意一起努力治理天下，那么，政局稳定的平衡秩序还是可以维护的。
原本只是暂时存在的士族和皇权平行的状态，由于被双方共同接受，而成为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模式。后面执政的恒氏、谢氏，即使再有权力，也不敢破坏这种政治平衡。
因此，这种士族和皇权平行的门阀政治才得以维持，没有太大的变动。
淝水战争后，这种形式发生了改变。
士族势力已经没办法跟之前相比，而东晋的政权也快走到了末路。孝武帝为振兴皇权而努力，但取得的效果却很差，毕竟，当时的矛盾比较突出。门阀政治开始崩溃，这由于太原王氏仗着后宫亲戚的身份，干涉朝廷的政务。
孝武帝驾崩后，反对门阀政治的人有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而支持门阀政治的有王恭、殷仲堪和恒玄。王恭起兵失败，恒玄通过兼并殷仲堪的势力占领了建康，消灭了反对门阀政治的司马元显父子。如果恒玄处理得当，他可以重振门阀政治，毕竟很多士族都不仅支持恒玄恢复门阀政治，还接受恒玄这个人。
但是，恒玄却没有走合适的道路，因为，此举破坏了天下的局势。门阀士族有自己不放心的地方，但没有过多得表现出来，我们只知道羊孚曾经对恒玄提出过异议。羊孚不同意恒玄篡晋自立，这也是门阀士族族的心声，只是这些士族不敢表现出来。其实，真正有能力对抗恒玄的，则是刘裕。
现在，门阀士族对恒玄的态度，跟之前对王敦的态度很像。门阀士族迎接恒玄入都城，是为了防止司马道子的专权。而阻止恒玄篡位，则是为了维护士族和司马氏皇权的关系，防止恒玄吞并江左。江左士族以前也是这样处理和王敦的关系，这是门阀政治权力分配的需求。
但不同的是，当年王敦一再反叛，门阀士族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采取行动阻止王敦篡晋，表明之前的士族们有强大的力量。而面对恒玄，士族们不敢公然反对其篡晋行为，因为，恒玄是他们请来反对司马道子的，所以，士族们不好意思公然反对他。
然而，恒玄的对手刘裕将其赶了出去，让恒玄的努力成为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最后一次挣扎。以前，决断迅速的门阀士族，现在却没有那么强势。之后，刘裕恢复了东晋的统治秩序，但是，却无法与门阀士族重新建立关系。因为，士族推翻晋朝，建立南朝，这不是一步完成的，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东晋的政治局面就是这种，其中，内容无非是门阀政治为皇权回归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