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下，宋徽宗效法唐玄宗躲避安禄山的先例，将皇位传给太子，然后逃往金陵。钦宗登基后，肩负着抗金的重任，他认为汴京无险可守，想先退到襄阳去，避其锋芒，然后再寻求机会收复失地。对此，大臣李纲坚决反对，他认为徽宗把社稷付托给皇上，就有了守土之责，不该舍弃都城而远去，钦宗听后理屈而无法回答。白时中便诘难李纲说：“都城岂可以守?”不料李纲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城池，岂复有如都城者?”汴梁虽然无险可凭，但城墙修得最坚固，周围又屯有重兵，且宗庙、社稷、百官家属都在城中，断无弃守之理。当时负责城防的陈良弼急忙上奏说：“京城楼橹创修，百未及一二。又，城东樊家冈一带，濠河浅狭，决难保守，愿详议之”。钦宗便命李纲与陈良弼去探查情况，不料李纲回来后却认为这些是小问题，说京城“坚且固”，应当留下来坚守，以待勤王之师的到来。钦宗见诸大臣都不说话，便采纳了李纲的意见。
李纲力排众议，劝宋钦宗留守无险可凭的都城
之后完颜宗望率领的东路金兵攻打汴梁受挫，西路军又僵持于山西，无法集中兵力。金人到考虑时机尚未成熟，便假意跟宋朝议和然后撤军。钦宗因而觉得李纲的留守主张是正确的，误认为汴京确实是天下最坚固的城池。然而，八个月之后，金兵再次南下，很快便合围了汴京。钦宗变得犹豫不定，不知道是否要坚守下去。这时大臣唐恪进言说唐朝遭遇安史之乱，之所以能够复兴，是因为“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他建议钦宗留下太子守京城，然后自己逃往西洛，“连据秦雍，领天下兵亲政，以图兴复”。
钦宗正打算采纳这个建议时，开封府伊何栗却引苏轼的《论周东迁》来反驳唐恪，完全改变了钦宗的看法，因而决定继续留守。就在破城前夕，张叔夜急忙奔入宫中，对钦宗说：“贼锋甚锐，愿如明皇之避禄山，暂诣襄阳，以图幸雍”，然而钦宗却沉默不答。最终金人攻克汴京，俘虏了二帝，使北宋在突然的攻击下灭亡了。钦宗因误听书生迂言，放弃了逃跑的机会，所以李若水臭骂何栗说：“致国家如此，皆尔辈误事”。
金兵只攻克汴京便灭亡北宋
何栗曲解苏轼的《论周东迁》
苏轼所写的《东坡志林》中有一篇专门讨论周朝衰亡原因的文章，此文的结论是“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以及“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苏轼认为都城之于国家就像田宅之于富民一样，即使家道中落，也不能把祖宅给卖了，因为那样会失去根本。魏惠王与楚昭王都因惧怕秦国而迁都，但终究逃不过灭亡的宿命;东晋时，王导拒绝离开金陵而迁都豫章，说：“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夷，望实皆丧矣!”最终留在金陵，晋室因而复安。所以苏轼认为周平王因犬戎之乱而迁都洛邑，舍弃了丰、镐旧都，遂使周王室一蹶不振，名存而实亡。
其实，苏轼所谈论的迁都是大军过后的情况，而非大军压境之时的选择。周幽王被犬戎杀害，宫室皆夷为平地，东晋遭遇苏峻之乱，宗庙焚灭殆尽，这才出现了是留下来重建旧都，还是迁往他地另造新邦的问题。在苏轼看来，与其另寻他地，不如重建旧都。因为“我能往，寇亦能往”，即使躲到天涯海角，也解除不了强邻的威胁，那还不如留下来继续祖宗的基业，使国家强大起来而不被别人欺负。迁都是一种示弱的表现，一旦逃走，那就难以中兴了。
何栗却荒谬的引用《论周东迁》来反驳唐恪，认为即使大军压境、汴梁难守，也不能暂避敌锋，逃亡他处。唐恪的意思是想让钦宗效法唐玄宗，暂时放弃长安，逃往他处，先保留实力，待日后再反击以收复都城，这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因为汴梁四处都是平原，金国骑兵又来得如此之快，宋朝的勤王兵尚未到达，此时坚守孤城无异于孤注一掷，为什么不逃跑而是坐以待毙呢?谁知李纲、何栗等安土重迁的书生却要用百姓不可抛、君王死社稷、宗庙不可弃等大义来道德绑架钦宗，使其逃也不是、留也不是，犹豫之间就城破被虏了，书生误人国家如此。
宋钦宗疑而不断，耳根柔弱，终致城破被虏
汴京并非能坚守之都城
李纲曾说：“天下城池，岂复有如都城者?”这是不通时务的书生话，从历史来看，汴京几乎可以说是最容易被攻克的都城了。
自古以来，从没有一个朝代把都城定在汴梁。直到唐朝末年，朱温被封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后，才以这个地方作为创立基业的大本营。然而，朱温在建立后梁时，并不常驻汴京，而是留在西都洛阳，这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朱温被杀害后，群臣劝朱友贞入洛继位。友贞回答说：“夷门本太祖兴王之地”，于是坚持在汴梁登基以此为首都。后梁在与后唐的数次交锋中，定都汴梁的弱势已经显现出来了。公元916年，后唐庄宗李存勖率领主力部队与后梁军在魏州对峙，然后派李嗣源出奇兵偷袭郓州，从山东改道直取汴梁。李嗣源在攻克郓州后，立即带领千骑昼夜兼程，直奔汴京。后梁末帝朱友贞知道梁军主力已经赶不上李嗣源的速度，无法回防了，而且知道汴梁不是一座能够坚守的城池，自己又逃不了太远，为此日夜哭泣，最终自杀而死。这是汴梁作为帝都后第一次被攻陷。
李存勖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他知道汴梁并不是一座能守的城池，所以灭亡后梁进入中原后，也把都城建在了洛阳。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杀死李从珂，建立后晋，仍继续定都洛阳。天福二年，石敬瑭考察汴梁，觉得此地便于漕运，故而升为东京，再次定都于此。十年后，晋出帝背叛契丹，契丹人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克汴梁，将出帝虏走。后晋灭亡之后，大将刘知远便在晋阳称帝，之后又经洛阳来到汴梁，改国号为汉，继续都汴。后周郭威与北宋赵匡胤相继黄袍加身，反过来挥师汴梁时，几乎没受到任何有力的阻挡，建国后也都定都于此。
从五代史来看，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朱温与李存勖都不肯定都汴梁，因为这个地方无险可守，太容易被攻破了。而朱友贞、石敬瑭、刘知远和郭威都贪图汴梁的漕运便利，才升此地为都城，因而国祚日浅。
定都于汴是出于漕运的考虑
宋太祖兄弟的迁都之争
北宋从后周手中继承了政权，都城也是沿用前代的，但宋太祖始终对汴梁不满意。开宝九年三月，宋太祖到西京洛阳去祭拜安陵，遂居洛阳宫，不肯回京。他召集群臣商议迁都事宜，群臣都坚决反对，其弟宋太宗也说迁都动静太大，会带来诸多不便。然而宋太祖却说：“迁河南未已，终当居长安耳”。他想先把都城从汴梁迁到洛阳，然后再继续西迁至关中的长安。宋太宗忙问为什么有这种打算?
宋太祖回答说：“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宋太宗听完后，便用一句名言来堵住其兄的嘴，即“在德不在险”。太祖听后无言以对，又拗不过群臣，只得返回汴梁，他不禁长叹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从道理的角度来说“在德不在险”当然是正确的，吴起当年就告诫魏武侯说三苗夏商的都城都十分险峻，但因政治腐败，导致天险也救不了王朝。然而定都难道就不需要考虑天险吗?朝政腐败必然会导致灭亡，但是无险可守也会加速国家的破灭。汴梁处于旷野之上，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只能纯粹靠人海来把守，这样会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还养了一堆战斗力极差的冗兵在周围，临阵打仗的时候发挥不出作用，这正是宋太祖所担忧的。而宋太宗不去考虑具体的问题，却拿大道理来驳倒其兄，遂使上下苟安于汴梁，在立国百年之后，迁都更是成为不可能的了。
选址都城不能忽略地理环境
留守汴梁是导致北宋快速灭亡的原因
撇开朝政腐败等其他因素不谈，单从地理及军事的角度来看，定都汴梁并且执意留守汴京是北宋快速被金国攻灭的原因。
金人从起兵反抗到灭亡辽国，共用了十多年时间;而从越境入侵到灭亡北宋，却只耗时不到一年。这是因为辽国的天祚帝一直在外征战，金兵为了俘获他耗费了不少时日，同时燕京也是一座有着天然屏障的难攻之城，若不是宋金联合，攻城时间可能还会持续得更久。反观宋朝，从第一次金兵南下到二帝被俘，宋钦宗始终在汴梁城中，而且在第一次守城成功后他还把徽宗接了回来，导致父子一同被俘获。这种坑爹的愚蠢做法让太上皇徽宗非常生气，《北狩闻见录》里就记载宋徽宗对李石等指责钦宗的话，他说：“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
十年灭辽，一年灭宋
当金兵突然反目而南下入侵时，留守汴梁绝非最佳选择。第一是此城无险可守，第二是准备得过于仓促难保万全，第三是河北地区迅速崩溃，早已说明宋兵战斗力低下，根本就守不住汴梁。宋朝军制有一个巨大的毛病，那就是削弱了主将的权威，导致部将可以专横跋扈而不受约制。王全斌破蜀时，不能制约部将烧杀;曹彬征辽时，部将不依节制，导致军队溃败;杨业与潘美约定守峡谷，要诱辽兵深入而剿之。结果部将擅自撤离，潘美不能控制，也只得离开，导致杨业诱敌入谷后反被杀害。金兵南下时，童贯弃守太原而张孝纯不能制止;金兵渡过黄河后，官军无一人御敌而全部逃窜。这是冗兵及更戍制所带来的恶果。汴梁周围虽然屯兵众多，但无险可守，当面临凶猛的敌军来犯时，这些士兵都会感到恐惧，进而观望或逃窜，失去了战斗力。
因此，可以说钦宗原先想效法唐玄宗暂弃京城而撤离不失为权宜之计;而李纲、何栗等书生却将国运赌在一场守城之战上，妄引苏轼的《论周东迁》，用“大义”来说服钦宗留守，导致豪赌失败，国破家亡，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