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封建社会的顽疾，历朝历代概莫能外。汉朝时礼义廉耻尚在，故而官员贪腐被证实之后，他们或者死在监狱中，或者自杀掉。商人行贿者，则终生不得担任公职。到武帝时，朝廷贪边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公开实行卖官鬻爵的政策，致使得世风日下、人心大坏。当时有俗语说：“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这是说即使犯法受刑，作风败坏，只要家缠万贯，人们都不以为耻。从此，礼义廉耻对于反腐已经失去了作用，既然无法让人“不想腐”，那么就只能让他们“不敢腐”了。所以从汉朝以后，朝廷越来越倾向于用严刑峻法来对付腐败。
历朝是如何用酷法来反腐的?
唐朝时，对腐败分子只有两个处理手段，一是直接在朝堂上判决处死，二是流放到岭南等边远地区。五代时，后唐明宗非常痛恨贪官污吏，规定贪污者有死而已。每次有人向他请求赦免时，他都回答说：“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可见其反腐态度之坚决，但也可以看出他痛恨腐败分子，是因为觉得这些蛀虫腐蚀了自己的国库，并非完全为民。
宋朝初年，郡县官吏承五代之弊，贪腐非常严重。于是宋太祖想要杀鸡儆猴，彼时英州太守董元吉受赃七十余万，按法应流放岭南。太祖知道后，“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直接将其拉去示众，并当场处死。太祖每次举行大赦时，都要将贪官排除在外。
之后，封建朝廷不仅对贪官进行惩处，而且还累及他们的子女。《金史》记载说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刺因犯赃而死于狱中。金世宗知道后，对臣下说：“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死死，愚亦甚矣。”认为贪官所犯的罪要比平民盗窃还重，窃贼不过是迫于生计、铤而走险，偷取了别人的钱财而已;贪官则是贪欲不足，知法犯法，盗窃全天下人的财物，更为可恨。因此，世宗下令贪官的子女全部除名，不准他们继续做官。一个家庭中，只要有一个人犯了贪污罪，那么其他家庭成员也将被免职。
到了元朝时候，惩处力度略微下降。《元史》说至元十九年，世祖下令：“中外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没有将贪污罪往重的方向判，所以朱元璋认为元朝制度失于宽，他要用猛来补救。
朱元璋的高压反腐措施
据说刘基在辞官回青田之前，曾对朱元璋说：“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朱元璋深以为然，并且将这种理念贯彻落实，直到他离世为止。在《祖训》中，朱元璋写道：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
其中，贪官也是“法外加刑”的对象。《广州志》里就说洪武年间，藩台臬司与守令稍有赃罪，“怀印未暖，即逮之去”，贪官或者被流放到环境极恶劣的地方，或者全家被诛杀而死。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下，官员们唯恐不能奉法恤民，以添荣禄。
《龙飞纪略》说，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只要地方官吏犯有贪污罪，老百姓们可以集体将其解押至京，陈述缘由。贪污十六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且剥皮实草，以为将来之戒。每个官府衙门旁边都建有一座庙，可以祭祀土地，也可以作为剥皮场所，名曰“皮场庙”。在官员的座位旁边，还设有用草料充塞的人皮，以此来达到震慑的效果。
关于洪武年间的高压反腐，后人闻之还心有余悸。据说永乐年间，有个名叫惠暕的僧人，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他在退休后归老于兴福寺，常跟人回忆洪武年间的旧事，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惠暕认为朝廷高压反腐，伤及了许多秀才。因为朱元璋秉持着“法外加刑”的理念来治国，所以官员即使遵纪守法，也可能因不慎的小过失而遭受巨大的责罚，不能确保可以得到公正的对待。高压反腐的初衷是震慑贪官污吏，但也有一刀切的毛病，最关键的是它越过了法律的限度来用刑，所以会逐渐产生弊端。
高压反腐不等于依法反腐
高压反腐不是依法反腐，它还带有人治的色彩，所以难以持续，更多时候就像一场运动，刮一阵风就过去了，问题却依然残留着。在刘基与朱元璋看来，严以治天下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为的是将来政权稳定后，再给小民们恩惠。朱元璋在《祖训》中就说：
“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云何?盖嗣君宫内生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
他认为“法外加刑”的反腐措施只有自己才能够控制得住，子孙们长于宫中，不谙世事，如果授予他们“法外加刑”的权力，必将变得暴虐，残害到无辜的忠良。这也等于说，朱元璋承认高压反腐并不是依法反腐，对于腐败分子，要依法处置，法律规定怎么判就怎么判。不能判得过轻，也不能判得过重，只有这样才能持久。如果一味的高压，那么就会不断破坏法律，总是罚得比法律规定的重，这样即使是犯小错的人也免不了要被重罚了。因此，洪武年间的高压反腐是无法持续的，它也无法根绝腐败问题。
而在朱元璋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宽仁之主，他们宅心仁厚，一味赦免，反而破坏了明朝的法律。例如永乐时，贪官污吏大多能得到法外开恩、免于一死，只是被流放到边疆而已。明宣宗宣德年间，都御史刘观坐受赃数千金，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处以斩首。宣宗却说：“刑不上大夫，观虽不善，朕终不忍加刑”，仅将他处以流放而已。这说明皇权可以随意左右法律的判决，它想“法外加刑”时就高压反腐，它想“宽大开恩”时就姑息纵容，终究收到什么效果，并且不可持续，只是权力的任性而已。
明朝俸禄制度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明末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在探究明朝的腐败问题时，明确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他认为明朝的俸禄相比于前代来说，都过低了。当官的人仅靠俸禄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口，那么就会“想贪”及“敢贪”。
早在汉朝时期，汉宣帝就说：“今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最先推行了厚薪养廉的政策。光武帝取天下后，也鉴于前代得失，认为高官的俸禄应当降低一点，基层小吏的薪水应该提高一些，因而对官俸进行了调整。晋武帝时，朝廷规定基层官员的俸禄要能够满足其生存需要，至少相当于农民耕作所得的收成。
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朝官员俸禄之厚。《江州司马厅记》说：“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癝数万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又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云云。相比之下，明朝官员的俸禄“不过唐人什二三”，养家糊口尚且不能，怎么指望他们不贪污受贿、鱼肉百姓呢?
唐宋时期，官员的收入不仅来自于俸禄，而且自家还有些职田，家人能够做些产业。到了明朝，不仅俸禄低，连职田都被收归朝廷了，官员们除了领俸之外，只能再拿些俸钞做补贴，名曰“养廉银”，收入甚微。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只会不断的滋生出腐败分子。而明朝朝廷也无力改变此种状况，因为俸禄制度是建立在货币制度之上的。
为什么明朝不能做到厚薪养廉?
在分析明朝俸禄制度滋生腐败的问题时，顾炎武进一步探究了政治制度背后的经济原因。他指出，在明朝时期，白银已经成为了通用的货币，这是跟过去完全不同的一大经济变革。古代官员们的俸禄都是用米麦布帛等实物来结算的，不受物价的影响;而到了明朝时，百官从户部那领取的不再是粮食实物，而是白银钱钞，是货币。当物价上涨的时候，官员的实际俸禄就会越下降，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总是有推高物价的趋势，所以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是越来越少的，这就不外乎在末年时腐败那么严重了。因此，顾炎武说：“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明朝人不懂经济问题，不知道底层官员实际上已经是雇佣劳动者了。他们获得官职后，不再从事农业及手工劳作，也不像商贾那样有买卖营生，而仅靠朝廷发的工资过活，所以最容易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物价上涨后，他们最先感受到实际收入在降低以及生活变得困难，而手中又正好有着一些权力，所以就要用来贪腐，进而变成无官不贪的恶劣现象。
俸禄制度与货币制度悄然的改变了明朝社会结构，而上层建筑却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最终造成明朝末期举国贪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