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武宗正德带头与民争利开始，利用“权力垄断”的形式，除了用皇店(村)、官店、藩店、绅店等杀入商业领域外，明廷对商业剥削最大的祸害就是权力剥削。
皇权带头的权力剥削
明代悬在商人的头上有四把大刀：赋役、官府官吏的横征暴敛、地痞流氓、权力剥削。
前两者对于整个商业集团有着致命风险。例如嘉靖年间就因为上述两大问题，造成商业凋敝。例如赋役中的役。皇帝本人的奢侈消费，大兴土木造成巨大浪费，最终连朝臣都无法忍受。
嘉靖十九年(1540年)工部尚书温仁和上疏：仅宫、殿、宇、坛、厨库、陵、碑等就花了将近635万两白银。修缮其做藩王时的住所也耗费了170多万两。为了修建宫殿庙宇，皇帝您还命令从四川运木头、天水山运石头，而取材、运输，皇帝则一分钱不掏;瓦则由苏、松、常、镇、天等地供给;结果造成天下窑工、木工、瓦工等纷纷逃户。
就连嘉靖都承认自己的做法是全都靠百姓。上行下效下，皇帝如此，皇亲国戚们自然也纷纷效仿。各地藩王又居其一
以沙市繁荣为例：徐学谟抗命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的某一天，荆州知府徐学谟一脸怒气地看着一个人。“长史大人,千岁的命令恕在下决不从命!”
对面那人冷冷一笑：“徐大人，这可是景王千岁的命令，你要知道这也是万岁的旨意!”
“哈哈哈，我既然是朝廷命官，百姓们也常说官为百姓父母，我这个‘父母官’绝不能看着百姓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不闻不问。你们想让我丈量土地、上交户口，下官恕难从命!”
那人一听，先是很惊奇，其后厉声喝道：“徐学谟!你不要命了吗?”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大明江山，我主圣明，定然会理解我的心意。如果一时因爱子受到蒙蔽，怪罪我徐学谟。为了万千百姓，不要说徐某的一身锦衣，就是丢了性命，我也心甘情愿。长史大人，请你速离此处，徐某恕不奉陪!”徐学谟冷冷地说道。话既然挑明白了，怕也无用。
长史见状冷冷一笑，悻悻地离开了知府衙门。
徐学谟见景王的长史离开，连忙叫来府中书记，命他速速将此事上报给湖广巡抚、布政司、按察司三衙门的长官，请他们迅速上报中央请求对景王的行为予以制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隆庆皇帝朱载垕并不受嘉靖皇帝的宠爱，嘉靖非常喜欢自己的爱子景王朱载训。当时的裕王朱载垕受到了绝大部分大臣的拥护，太子的地位才没有被动摇。
为此，皇帝与大臣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嘉靖以拒不上朝、拒不批改非紧急的奏章、拒绝接见反对派官员的“三不政策”予以对抗，但最终还是大臣们胜利了。
为了安抚自己的爱子，皇帝赏赐了大量田产。可贪欲之心是无止境的，景王看到荆州府江陵县的沙市镇地处长江边，是商船停泊的好地方。这个地方经济繁荣，往来贸易频繁，可以收取巨额商业税，为此便向嘉靖请求把沙市镇割给自己作为封邑。
刚一接到皇帝“同意”的圣旨，他就派人前往荆州丈量土地、清点店铺和人口，结果遇到了一位敢于为民做主的好官。
沙市的繁荣与衰败
当然，毕竟皇帝同意了，为了皇帝的面子，徐学谟最终不得不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每年送给景王府五百两银作为“损失”的补偿。
其后，湖广巡抚张雨再次与徐学谟发生冲突，原因是为了讨好景王及背后的皇帝，张雨要求将这一数字提高到2000两。徐学谟同样给予了拒绝。
其后，朱载训及其湖南、湖北的其他官员继续向沙市镇伸手，理由嘛多得很，个个冠冕堂皇，但都掩盖不了实质：贪图沙市的商业繁荣，想从中央政府税收中分一杯羹。
可他们遇到了一位不怕丢官的好官，徐学谟坚持到了他任荆州知府的最后一天。所幸的是，他的后任官员也还公正廉洁，沙市的繁荣得以继续保持。
但情况到了万历年间发生了变化，沙市逐渐凋敝了。不仅仅是沙市，全国的商业都陷入了衰落中。因为税负太重了，贪官特别是宦官为害地方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万历皇帝便被人们称为“万税”。
当然，也有人从后来的“万历三大征”的部分钱款出自内帑为由，为万历皇帝的行为做辩解。但问题是，即使“三大征”获得了胜利，也难以洗脱万历皇帝好财的恶名。其中之一就是“白条”问题。
嘉万时期的白条
嘉靖、万历两个时期，各种“白条”满天飞。“白条”被称为商欠。各地政府例如募兵、徭役、建造府衙府库、修建交通基础设施等，自然会产生各种费用，最简单的就是粮草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给予“打白条”。
“白条”上虽然也有规定还款日期的，但到了期无论商家还是其他百姓，又有谁敢跟他们要债呢?所以，这些“白条”就成了“死账”。
也不能说朝廷官员绝无好人，至少在“白条”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为民请命的官员的。例如，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闰十一月，北京各草料商因为“白条”破产逃亡者不在少数，吏科给事中杨巍、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就要求：在还款的同时，还要对因为“白条”问题造成贫困债务中的百姓进行帮助。
尽管嘉靖皇帝对此给予了批示，并要求政府机构迅速解决;但问题是，嘉靖说完了就完了，从来不去进行“后续跟踪”。最终，嘉靖皇帝有了“善于赖账”的名声。有些可能是他成心赖账，有些则很可能是监督执行不利造成的。
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仅宣府这个边疆重镇的“白条”就欠银几十万两。巡抚赵孔昭在紧急奏章中，请求户部应急的钱粮就有：刍粮欠款19.109万两，商业“白条”20多万两;“椿朋修墩”欠银3900多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结果，这些欠款仍然欠着，只不过因为几个重要人物的出现，这种事情才时而严重时而轻微，总之吧，明代的商业就像过山车一样，上下起伏着，主要就是看当政者。
在明代，商人阶层首先要感谢的官员并非是张居正而是他的死对头、著名的首辅兼改革家高拱。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第二次进入内阁，三个月后，他就上了专门解决“白条”问题的《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隆庆皇帝看到这篇奏疏之后非常吃惊。自此，对于商人的压榨才有所减轻。
商业发展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