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活人对死者总是以敬畏的态度对待，所谓的死者为大就是这个意思。
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儒家学主张“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正是在这种“孝”文化的熏陶下，对死者的总是实行厚葬，尤其是皇帝、皇亲国戚、世家大族，造成了“以有用之资为无用之事”这种现象。
也正是这种厚葬思想，导致了死者去世后仍然不得安宁，陵墓一次次受到盗墓者的打扰。
考古工作者进行考古活动
盗墓现象主要是出现在乱世中，俗话说“盛世收藏，乱世盗墓”。历史上大的盗墓基本都是改朝换代的时期，如汉末三国时期、宋金元时期、民国时期。
这些盗墓者中，有官盗、有民盗。官盗如东汉末年的曹操，因为军饷不足，成立了专门的盗墓组织，还特别设立了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等军衔。三国演义中袁绍帐下的文士陈琳写了一篇名为《为袁绍檄豫州》的讨伐曹操的檄文，文中说：
而操特帅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
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盗贼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
由此可见，官盗之风至曹操而大盛。至于民盗，则数不胜数。
但是，如果你以为盗墓只是中国人自己挖掘自己老祖宗的坟墓，那你就错了，外国人到中国来盗取的墓也不在少数，造成的文物流失也是难以计数。
外国盗墓者到中国盗墓，主要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兵荒马乱、狼烟四起，国家政府无力保护这些陵墓，致使大批文物被盗走。
02俄国人——科兹洛夫
科兹洛夫，俄国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1884年起，他就长期借探险之名在我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频繁的活动，1907年，科兹洛夫就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额济纳河下游发现了西夏黑水城遗址，随着带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献。
黑水城遗址
值得说明的是，西夏在我国的文献中文字不多，而黑水城遗址的发现，无疑为研究与了解西夏的历史、文化、民族和风土人情等方面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大部分被这位俄国人带到了俄罗斯。
问：这些文献的数量有多少?
答：不计其数。科兹洛夫从中国带走的这些文献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的专家都任然没有整理结束，由此可见他带走的这批文物的数量之多。
03英国人——斯坦因
斯坦因，这位外国人和大多数来中国盗取文物的人一样，借探险之名深入我国西北内陆，他曾经先后四次到西域地区“探险”，然而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到甘肃敦煌莫高窟以少量的钱骗走了中国大量的宝贵文献资料。如果只能把这种行为归结为行骗的话，那么他其他几次到西域、中亚地区的探险就是实实在在的盗墓了。
甘肃敦煌莫高窟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斯坦因第三次在新疆吐鲁番“探险”时，因为“不务正业”，从吐鲁番盗走的文物太多，到了需要50匹骆驼来搬运的程度，他的这种行为终于被国民政府，斯坦因不得不“转移阵地”，转而到库鲁克塔格山的沙漠中继续“探险”。
1930年，斯坦因第四次到中亚“探险”，当然也是他最后一次“探险”。
难道是因为斯坦因良心发现，他盗取中国的文物太多而内心受到谴责吗?
当然不是，原因是他的行为被当时的国民政府禁止，并且驱逐出境，这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位被中国驱逐出境的外国“探险考古人员”。
04法国人——谢格兰民国三年，谢格兰以“考古”的名义到我国四川一带进行考古。在四川昭化古城，谢格兰发现了一座叫做“鲍三娘墓”，他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武圣人关羽的儿媳妇的墓。
虽然当地的村民极力保护这座古墓，但是谢格兰竟然弄到了官方考古的相关证明，最后，这座古墓终于还是被他挖开了。
挖开古墓后，谢格兰还带走了大批文物，其中包括鲍三娘的一块头骨，这块头骨至今还保存在法国的博物馆里。谢格兰后来还写了一本《中国西部考古记》来记录他到中国“考古”的经过。
到中国来盗墓的外国人当然远远不止以上这三位，限于篇幅，这次先介绍这三位。